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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大对决之霍乱篇
    • 杏林先锋 2020-02-24 22:09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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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女医明妃传》第8、9集中,黄河决堤,灾民背井离乡,流浪四方。流落到京师永庆庵的流民中出现了大批呕吐腹泻病人,女医谭允贤适逢其时,诊断为霍乱。随后城里霍乱四起,如净慈师太所说,乃是大疫(而太后说,先帝在世时南京也发过霍乱,不是什么大事)。而女医允贤用生姜煮酒汤、地浆水鸡矢白等神药治好了一个又一个病人,为最后控制霍乱立下汗马功劳。

    就医学史实而言,这个情节中,唯有太后的说法是对的。

    如电视剧所描述的霍乱叫“真霍乱”,在法定传染病榜中居第二把交椅,江湖人称“二号病”,端的是无恶不作,劣迹斑斑。其典型的发作是突然而剧烈的腹泻、呕吐而无腹痛。由于大量体液丢失,引发严重的脱水和电解质丢失,缺钠可引起肌肉痉挛,缺钾可引起肌肉张力减退、肠麻痹、心律失常;然后循环衰竭,血压下降,尿量减少一直到无尿,肾功能衰竭。病情进展迅猛,往往发病后数小时即毙命。

    中医史上“霍乱”一词出现虽早,却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二号病”(“真霍乱”)。在《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等经典中,“霍乱”的记载非常多,往往是吐泻伴有明显的腹痛、发热,且没有烈性传染和高死亡率的特点,应该是食物中毒、急性胃肠炎和急腹症等疾病的混合概念,没有清晰的疾病分界,更不可能是今日之传染病霍乱。因此,太后说“不是什么大事”是对的。

    而女医允贤和静慈师太所说的“大疫”霍乱是十九世纪才出现的,1817年,霍乱首现于印度恒河流域。恒河是印度的圣河,印度教徒们坚信恒河可以洗涤一切污秽,因此他们人生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到恒河里洗圣水澡,然后喝圣河水。伟大的泰戈尔在《森林的宗教里》说:“他的身体的行动,不只是同河水发生外在的接触,而且,他们的思想同河水接触,河水里的最高精神常常同他的直觉接触,不仅洗涤了肉体上的污垢,而且还洗涤了他思想上的痴愚。”大家都来洗,洗洗洗,刷刷刷,于是,这条圣河汇聚了尘世间无数的污垢,从洗碗水到浮尸,河纳百脏,是世界上最脏的河之一。霍乱发源于此,理所不得不然。

    霍乱爆发于恒河后,很快(大约1820年)就传到中国,引发惨重的死亡。据历史学家研究,嘉道年间1820-1821年的大疫累及275个县,人群总死亡率超过50%,形成有清一代瘟疫的第一个高峰。如山东青州府临朐县“死者数万”;曹州府巨野县死亡“十之三四”;沂州府莒州“人死十之五六”;直隶顺德府内丘县“人死大半”;江苏徐州府萧县“人死十之六七”;河南陈州府淮阳县“人死几半”等等。看不到中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有过什么作为。当时中医尽管经过金元明清温病学说的洗礼,对这一可怕瘟疫却茫然不识,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命名,痧症、吊脚痧、绞肠痧、瘪螺瘟、瓜瓤瘟、番痧、瘟毒痢、疖肠痧、湿霍乱、麻脚瘟等等。难怪清温病集大成者王士雄在专著《霍乱论》中说,“道光元年,直省此证大作,一觉转筋即死。京师至棺木卖尽,以席裹身而葬,卒未有识为何证者。”王清任大师也说:“道光元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都中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埋葬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间,费数十万金。彼时医工,或云阴寒,或云火毒。余谓不分男、妇、老、少,众人同病,即疫也。”最终,还是套用了古老的“霍乱”之名。

    对这一全新的“霍乱”病因的认识,中医还是一贯的做法,在《内经》总纲的笼罩下,各家面红耳赤的做无谓的“气剑”之争,离真相十万八千里。吴塘《温病条辩》说是“阳虚寒湿”;吴有性《瘟疫论》笼统之为“杂气”;其他暑湿、暑热、脾胃、气淤各种学说五彩缤纷,莫衷一是。

    不识病因,更不识传播途径,则中医对霍乱的束手无策可想而知。明女医穿越遭遇霍乱,妄图凭着鸡矢白之类的几个偏方治愈这个十九世纪最大的瘟疫,荒谬狂悖之极,真贻笑大方也。

    十九世纪的霍乱是波及全球的大瘟疫,自1817年起,共有七次世界范围的大流行,死亡极其惨重。仅在霍乱的故乡印度,历次大流行中死亡总数有人估计在3800万。1852年–1860年,第三次霍乱大爆发,传到俄罗斯,导致百万人死亡,其中包括音乐巨匠柴可夫斯基。所幸的是,在这次大流行中,出现了一位医学史上的标志人物,约翰·斯诺,这位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内科医生”扭转了人类对霍乱战争的胜负流向。

    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3-1858.6),雅号“雪(Snow)医生”,英国皇家外科、内科医学院的双料“院士”,兼维多利亚女王私人医生。他是麻醉学的开拓者之一,第一个研究了麻醉药乙醚的用量和疗效的关系。在发现氯仿可用作麻醉剂后,他大胆地将之用于维多利亚女王身上以减轻她生产的痛苦,从而一举获得大众对麻醉剂的认可。然而,“雪医生”最著名的还是对霍乱的研究。1854年,第三次霍乱大流行传到英国伦敦西敏市苏活区,10天内死了500多人。“雪医生”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的眼光超越了一个个的具体病人,而关注于人群的分布特征。他搜集霍乱病人的资料,在地图上一个点一个点的标记,立刻发现,病人明显分布在贫民区的两条街上,宽街和剑桥街。死者集中分布在宽街的某个水泵附近(尤其16、37、38和40号住户)。同时,有些例外的住户,如宽街上的20号和21号以及剑桥街上的8号和9号,却无人死亡。这些住户和其他的住户在生活习惯上有何不同呢?进一步调查显示,他们都在剑桥街7号的酒馆里打工,酒馆提供免费啤酒,因此他们几乎不喝水泵抽上来的水。霍乱是否与饮用水有关呢?斯诺接着调查两条街的水源情况,发现,水是从河里打来的,而河水被伦敦排出的脏水污染了。“雪医生”于是拆掉水泵把手,关掉水泵,让居民喝其他地方运来的水,不久,疫情即告缓解。而调查得知,在伦敦另一个地方,有两个死于霍乱的病人都来自宽街,他们喜欢宽街的水,每天都要到宽街的水泵打水回去喝。这一切形成一个“证据链”,“雪医生”宣布,霍乱之源是被污染的水里所携带的病菌。霍乱的神秘面纱从此被逐渐揭开。在此之前,西方医学也和中医一样,猜测霍乱是空气中某种不干净或有毒的物质“瘴气”所引起的。

    将统计学应用于水质和霍乱个案联系的研究,第一次令人信服的确定了霍乱的传播方式,锁定了霍乱的病因在水源,找到了真正有效的预防方法,约翰·斯诺的霍乱研究被视为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的基础)的真正开端,这一思想从根本改变了人类医学对病和因之间因果关系确立的思维模式,以实验和逻辑代替主观联想和简单归纳来确定因果关系,显然更为可靠。循证医学就是以临床流行病学为根底建立起来的。“雪医生”不但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内科医生”,也完全算得上世界最伟大的医生之一。

    约翰·斯诺的观点被政府接受,宽街的那个著名的水泵被拆除,伦敦的供水系统全面整顿,得到极大的改善。因此,当1868年第四次霍乱大流行袭来时,伦敦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欧美其他国家迅速跟进,大力改革公共卫生设施,到1892年第六次流行时,欧美就不过是皮毛之伤而已。

    在中国,清王士雄也注意到水质恶化与霍乱的关系,他甚至建议政府疏通河道,广凿井泉,用白矾、雄黄、石菖蒲、降香等消毒水源。可惜,他自己认识也不彻底,逃不脱《内经》魔掌,还是认为“风寒暑湿,皆可以为霍乱”。既然如此,改善水源实无关紧要;事实上,也没人鸟这事儿。

    真正把改造水源作为对付霍乱的绝招付之以行动的还是得等到“国士无双”伍连德。1932年中国霍乱大流行,源头是上海。全国24省近10万人发病,死亡3万多。时伍连德坐镇中央霍乱局,是具有国际声望的防疫权威,他一发声,上海市政府紧急铺设6条自来水管道,动用水车送水,解决了30万苏州河沿岸居民清洁饮水问题。最终300万人口的大上海在这次霍乱中只死了300余人,归根结底,是百年前“雪医生”的功劳。

    人类征服霍乱的漫长历史中,还必须提一下以下关键事件和人物。

    第一个是伟大的细菌学家Koch,他的盖世功勋不止一件两件。1883年第五次霍乱世界大流行期间,Koch赶赴埃及,分离出霍乱弧菌,并以著名的“科赫法则”确定其为霍乱的真正病因。这一发现为约翰.斯诺的霍乱研究画上完美的句号。从此,现代医学正式告别“瘴气”之类的臆想学说。可叹,中医还在苦苦坚持。

    第二个是静脉输液的发明。1831年,苏格兰霍乱流行期间,面对一名奄奄待毙的重症病人,苏格兰医师Thomas Latta灵机一动,用煮沸后的盐水注入病人的静脉,病人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输液后来不断发展,成为重症救治的利器。在中国,这一利器被无限滥用,成为治疗感冒发烧等小病的“利器”,十分狗血可悲。

    第三件是口服补液盐(ORS)的发明。不知道是哪位医生的发明,口服补液盐兼具卓越疗效和安全便捷廉价的优点,在世卫组织的霍乱行动中得到充分的证明,80%的霍乱口服补液盐足以治愈,只有少数极重度脱水者才需要静脉输液。同时,这也是儿童常见腹泻病的首选治疗。这个口服补液盐配方早在1967年就由世卫组织公布,是氯化钠3.5克、碳酸氢钠2.5克、氯化钾1.5克和葡萄糖20克,加水至1000毫升后饮用,简便之至。2004年,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联合声明,再次重申口服补液盐的重要性。据我所知,我国儿科医生半数以上是不大理会口服补液盐的,输液更受青睐;市场上也难以买到,可能是太便宜了。

    第四件事是霍乱疫苗。霍乱疫苗只能在流行地区持续提供50%以上的短期保护,尽管如此,作用仍然是巨大的。1932年上海霍乱流行时,除了改造水源外,上海市政府在短期内进行了上百万人次的霍乱疫苗接种,也是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第五件事是抗生素(此处略去一万字)。

    我国2015年全年霍乱报告病例仅13例,无死亡,这个瘟神基本算是消灭了。但世界范围内霍乱并没有消失,在一些贫穷和战乱地区,每年仍然有300万至500万的霍乱病例,10万至12万人由此丧命。这个已经不是医学的问题。在医学上,至少西医,即现代医学可以轻松表态:霍乱是一个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也是一个可以轻松治愈的疾病。

    《霍乱时期的爱情》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据说,“马尔克斯用令人恐惧的霍乱隐射爱情,似乎告知人们,爱情虽然很甜美,但它折磨起人来,会让人生不如死。”这个说法今天很不合适,霍乱它,没这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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