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治疗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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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治疗决策？

elung 2019-10-15 23:18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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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

最近，美国达纳 - 法伯癌症研究所的 Mack 等人对美国一个癌症研究机构中的肺癌和大肠癌患者进行了前瞻性队列研究（CanCORS），CanCORS 研究是一项基于人群与卫生系统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从 2003-2005 年在 5 个地理区域、10 个退伍军人管理站和 5 个大型健康维护机构纳入了 5013 例新诊断的肺癌患者。

本文通过对 CanCORS 研究中刚确诊 4-6 个月的青年和中年患者进行采访调查，了解青年癌症患者面对癌症是如何进行治疗决策的。

与中年人不同，青年人一旦得了癌症，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方面他们正处于人生的重要发展期，另外，往往此时孩子还未长大成人，那么青年癌症患者做治疗决策时是否有些特有的倾向呢？

在本次调查中，研究人员纳入了 148 例青年患者（21-40 岁），对其基线癌症治疗选择问卷进行评分；另外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纳入了与青年组患者匹配度高的 592 例中年患者（41-60 岁），进行问卷评分。

研究人员询问了患者的决策偏好，家庭参与程度以及对治疗的担忧度。并用一个有序逻辑回归模型评估患者担忧的相关因素。

结果发现，青年组和中年组的决策偏好类似，并且医生对决策的影响程度相似。多数的青年和中年患者都能够及时跟医生沟通，采取相应治疗措施。

尽管家庭参与度在不同年龄组中相似，由于青年组家庭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比例较高（60% 青年组、28％中年组），青年组对「不能陪伴家人」的担忧更高。对于癌症治疗担心方面进行分析（未校正），青年组比中年组更忧虑。但当调整校正后分析发现，主要的担忧来自于家中未成年的子女，这种担忧与年龄无关。

这些调查结果提示我们，青年患者在考虑治疗方案时需要关注的因素更复杂。家中有年幼孩子的青年，一旦得了癌症，就特别容易出现忧虑。因此，当制定治疗决策时，不能单纯通过年龄来决定，而要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尤其是家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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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ung VIP会员 2019-10-15 23:39 23:391楼

  多学科肿瘤诊治小组（multidisciplinary tumor boards，MTB）日益成为恶性肿瘤临床诊治的标准模式，然而，如何进行MTB以及影响实施的因素很少有研究顾及，然而，作为参与科室众多、参与医生众多的学术研讨模式，难免会存在一些掣肘之处，当然，国内由于利益缘故，外科医生一家独揽，甚至对化疗的热衷远远高于手术则不在本院讨论之列，因为那是法制不健全所致。
以下英国伦敦一所大学医院的研究成果，他们开展了为期16个月的前瞻性纵向研究，评估MTB在泌尿系肿瘤患者治疗决策中的作用。

改善多学科肿瘤诊治小组的治疗决策：1421例患者行多学科干预措施的前瞻性纵向评估结果
Improving decision making in multidisciplinary tumor boards: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evaluation of a multicomponent intervention for 1,421 patients.

背景：  由于肿瘤诊治的复杂性，使得多学科肿瘤诊治小组（multidisciplinary tumor boards，MTB）开展的肿瘤诊治模式日益受到重视。目前关于如何更好地组织及管理MTB以优化其临床决策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旨在改善MTB临床决策能力的多种干预措施相结合的模式，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
研究设计：我们在英国伦敦一所大学医院开展了为期16个月的前瞻性纵向研究，评估MTB在泌尿系肿瘤患者治疗决策中的作用。于初始阶段之后陆续引进改善MTB的干预措施（如MTB备忘录、MTB团队训练和书面指南等）。结果评价指标包括MTB制订临床决策的能力、信息呈现的质量和团队合作的质量（这些均由受过专业训练的评估人员采用已经证实有效的观察性评价工具进行评价）。同时采用多因素分析评价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结果： 2009年12月~2011年4月期间，共有1421例患者纳入研究。相比初始阶段，干预措施实施阶段的所有结果评价指标均得到明显改善：MTB的决策能力从82.2%提高至92.7%，信息呈现质量从29.6%提高至38.3%，团队合作质量从37.8%提高至43.0%。MTB制订决策的能力与可获得的信息质量（r=0.298，P＜0.05）和MTB团队合作的质量（r=0.348，P＜0.05）相关。阻碍制订临床决策的最常见原因包括影像学资料不全（n=77）、病理资料不全（n=51）和不恰当的患者转诊（n=21）。
结论：  MTB的肿瘤治疗决策已逐渐成为全世界肿瘤诊治的标准模式。本研究中采取的干预措施是有效的，可用于MTB以提高其决策能力，从而推动肿瘤诊治的发展。（J Am Coll Surg 2013;217:412-420.  2013 by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由于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日渐复杂，在统一的体系下确保患者得到最佳治疗方案显得尤为重要[1,2]。目前，基于多学科肿瘤诊治小组（multidisciplinary tumor boards，MTB）开展的肿瘤诊治模式日益受到重视[3-6]。MTB包括外科医师、临床肿瘤医师、放射科医师、病理科医师，有时还有专业护士（通常在英国）和MTB协调员。他们一起合作，定期（如每周1次）对患者进行评估并制订治疗计划[2,3]。已有证据表明，基于MTB的肿瘤诊治方案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临床实践指南的依从性以及改善临床预后[7-9]。

但MTB并非总能够有效运作，其制订临床决策的能力也经常会有差异[10,11]。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MTB制订临床决策过程的质量，直接关系到随后的诊治质量[12]。本团队最近发表的2篇有关肿瘤的综述均表明，MTB在患者初诊时制订合理治疗方案的能力以及治疗方案的可实施性，与对患者及其需求的关注度、制订决策时（如会议期间）对信息的理解度、团队核心成员的参与、良好的团队合作以及有效的领导等因素密切相关[ 7 ,1 2 ]。改善这些因素可以帮助MTB提高肿瘤诊治水平。
目前，关于如何更好地组织及管理MTB，以改善团队合作质量和临床决策能力的研究较少。过去几年中，外科学和其他更多学术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善团队合作和肿瘤诊治的干预措施，包括团队训练和引入备忘录[13,14]。另外，美国医疗卫生改善协会（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IHI）针对需要采用多种干预措施的领域提出了“集束化治疗”概念[15]，并证实了这些措施在改善诊疗方面的有效性[16,17]。集束化治疗包括一系列经循证医学验证的干预措施，其产生的综合效应可显著改善肿瘤诊治过程。这种途径有利于在更短的时间范围内引进各种干预措施，同时所需用于实施或评估的资源更少[18,19]。
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针对MTB的基于循证医学、多种方式结合、以质量改善进为目的新干预措施。其是基于集束化的概念，旨在改善团队合作及MTB在患者初诊时制订临床决策的能力，从而提高肿瘤的诊治效果。对以下两个假设进行验证：
1. MTB制订临床决策的能力与组内团队合作的质量相关。
2. 通过一系列基于循证医学的干预措施（以集束化的方式）可改善团队合作的质量和MTB制订临床决策的能力。
方法  研究设计和背景作为一项前瞻性研究，本研究在多个时间点（包括干预前和干预后）对不同干预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图1）。在完成初始阶段（2个时期）评估后，于随后4个时期内从4个方面对干预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图1）。
研究时间为2009年12月~2011年4月（共16个月），在英国伦敦威普大学医院（Whipps Cross University Hospital，WXUH）泌尿外科的MTB开展。WXUH作为癌症中心，专门开展盆腔和复杂泌尿外科的手术治疗，其覆盖人群大约100万。WXUH的MTB会对每例院内和社区医院转诊来的疑似或确诊的肿瘤患者（包括所有可行放射治疗的前列腺、膀胱或输尿管肿瘤，高分化和原位膀胱肿瘤，适合行保留肾单位手术的肾脏肿瘤以及所有阴茎和睾丸肿瘤）进行评估，并为其制订临床决策[3]。
患者和参与者在16个月的研究期内，我们共举行了36次MTB会议，分析了1421例肿瘤患者。参与会议的人员包括泌尿外科医师、临床肿瘤医师、专业和研究护士（后者的工作是招募潜在的临床试验受试者）、放射科医师、病理科医师和1位非临床专业的MTB协调员。组内每位成员都提供了口头知情同意。本研究在数据收集前已得到当地健康质量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初始阶段和干预阶段研究的初始阶段和干预阶段如下所述。干预措施包括一系列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和原则的团队训练方案、引进备忘录并指导团队成员如何使用以及为团队制订书面指南，其目的在于帮助团队制订有效的临床决策。这些干预措施是累积的。每项干预措施在既定时间开始严格实施，直到本研究结束。
●  初始阶段（2009年12月~2010年1月）：这一阶段中，MTB对其电脑、视频会议设备以及会议场所进行改造。因此，统计学分析中纳入了2个初始阶段，以控制在干预措施引进前这些基础设施改变对于研究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
●  团队训练（2010年8月）：每次进行为期半天的有利于改善MTB临床决策的训练，包括讲座及所有WXUH的MTB成员间进行互动和讨论。
●  质量改善备忘录（quality-improvement checklist，QuIC）（2010年10月）：制订1份基于循证医学证据且有利于临床决策的备忘录，并由MTB成员中的英国代表进行独立评估（图2）[20]。随后向团队成员介绍如何更好地使用QuIC。
●  住院医师主导的QuIC（2010年11月）：为提高QuIC的效能，研究团队专门训练了1名外科住院医师，由其在MTB会议前通过QuIC准备及组织病例。
●  书面指南（2011年2月）：最后一项干预措施是为MTB成员制订指南，用以帮助其收集制订临床决策所需的合理信息。这些指南会以纸质及邮件的形式发送给团队的每个成员（图2）
结果评价多学科肿瘤诊治小组制订的临床决策的客观性 MTB协调员会在会议纪要中客观记录MTB是否为每位患者制订临床决策。由协调员收集这些信息，并在研究结束时提交给研究小组，以避免对其他评价结果造成误差。
多学科肿瘤诊治小组的团队合作质量由1名受过专业训练的评估人员运用有效的评估工具对MTB团队合作质量进行观察评价。评估工具为“决策度量标准”（metric of decision making，MODe）（图3），该工具是基于有效验证的外科学团队合作观察性评价工具（Observational Teamwork Assessment for Surgery），旨在评价MTB在评估患者病史时信息呈现的质量、团队合作的质量（如每个团队成员对团队临床决策制订的贡献）[21,22]。这些因素都是肿瘤诊治小组团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7,11,12]。运用标准化的行为标记系统对上述指标进行评估，并采用数字1（较差的信息质量/团队合作）、3（一般水平的信息质量/ 团队合作）、5（极佳的信息质量/ 团队合作）分别表示终点。MTB-MODe对肿瘤诊治小组在制订临床决策时所呈现的信息质量的评价是可靠且有效的[10,11]，这些评价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外科研究人员完成（图3）。
统计学分析描述性分析所有的统计学分析均通过18.0版SPSS软件完成。为方便比较，我们将所有的数字都转换成百分比，从而可计算出研究结束时实施的临床决策的数量（即MTB结束时实施某项治疗决策的患者比例）、信息质量的总体评分（即可获得信息的总体质量；6类不同信息类型的评分总和，为6~30分不等，并将其转换成百分比）以及团队合作的总体评分（即团队合作的总体质量；7个不同专业小组对患者病情回顾及讨论的评分总和，为7~35分不等，并将其转换成百分比）。最后对上述3个结果评价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Pearson’r）。
可靠性分析由于信息质量及团队合作的评分均为描述性，所以我们在研究期间又通过组内相关系数进行了具体的可靠性分析，即分别在研究初始阶段和结束阶段的7次MTB会议中对研究的可靠性进行2轮观察，并由组内的1名外科医师和1名心理学家进行盲法评价。
多因素分析采用协变量分析每项干预措施与初始阶段相比对结果评价指标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用于二分类变量“是否实施了临床决策”）和线性回归（用于信息质量及团队合作评分）进行统计学分析。用线性回归模型鉴别哪些干预措施是各个评价结果的独立预测因子。因初始阶段的分析显示每次MTB会议的组织形式（如参加会议成员的数量和专业、会议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每次会议讨论的患者数量等）对信息质量和团队合作具有一定影响[23]，因此将这些因素作为协变量。在控制这些协变量后，根据每项干预措施引入后研究结果与基线相比变化的显著性来分析干预措施的效应（读者可根据需求索取所有的统计学分析过程）。P＜0.05视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患者样本  2009年12月~2011年4月期间，我们共组织了36次MTB会议，对1421例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表1列出了会议的基本信息。
评估人员之间的可靠性（信息质量和团队合作评分）研究开始时，信息质量评分和团队合作评分的组内相关系数良好，分别为0.719（P＜0.001）和0.842（P＜0.001）。研究结束时的可靠性提高，分别为0.912和0.951（P值均＜0.001）。
肿瘤诊治小组制订临床决策的能力和团作合作的质量  （假设1）表2列出了所有研究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结果表明，随着研究的进展，肿瘤诊治小组为患者制订治疗决策的能力有改善趋势（从82.2%提高至92.7%），同时信息呈现的质量（从29.6%至38.4%）和团队合作质量（从32.9%至41.7%）也有所提高。
相关性分析表明，团队制订临床决策的能力与可获得的信息质量（r=0.298，研究期间系数变化范围0.177~0.418）和会议期间团队合作的质量（r=0.348，研究期间系数变化范围为0.104~0.506）成正相关。团队内的各方面因素（如信息质量和团队合作）也彼此相关（r=0.544）。这些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第1个假设：即MTB内部团队合作越好，则为肿瘤患者在初诊时制订临床决策的可能性越高（表2）。
干预措施的效果：提高肿瘤诊治小组的团队合作质量和制订临床决策的能力（假设2）我们运用协变量多因素分析方法和logistic回归/ 线性回归模型对多种干预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表3）。这些分析结果充分表明了每种新的干预措施对临床决策制订过程的影响程度（统计学差异）—影响程度越大则说明该干预措施产生的积极效应越明显。
根据分析结果，与初始阶段MTB制订临床决根据分析结果，策的能力相比，团队训练、MTB-QuIC的使用和外科住院医师主导的病例材料准备工作这些措施的引进与临床决策制订过程的改善（即团队能更有效地为患者制订临床治疗方案）有密切关系。书面指南的使用则可进一步提高制订临床决策的能力。
同样，在团队合作质量方面也获得了相似的改善效果：团队训练和引进MTB-QuIC两者结合极大地改善了信息质量和团队合作的总体评分。与初始阶段相比，住院医师运用MTB-QuIC组织病例讲座以及使用书面指南也进一步改善了团队合作质量。
这些研究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第2个假设：即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的累积，可有效改善团队合作的质量和MTB制订临床决策的能力（表3）。
会议时间及患者人均花费时间的变化与初始阶段相比，干预最后阶段的会议时间明显缩短：初始阶段A和B的平均会议时间为57分23秒，标准差为22分35秒；干预最后阶段（引入书面指南阶段）的平均会议时间为49分43秒，标准差为23分29秒[t（793）=4.634；P＜0.001]。此外，与初始阶段相比，干预最后阶段患者人均花费时间也显著减少：初始阶段的平均人均花费时间为2分22秒，标准差为32秒；干预最后阶段的平均人均花费时间为2分6秒，标准差为38秒[t（793）=6.218；P＜0.001）。这些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时间效率也得到显著提高。
制订决策失败对于在当次会议中团队无法为其制订治疗方案的患者，将顺延至下一次会议中再进行讨论（即治疗延后），对此我们也进行了相关分析，以寻找与导致制订临床决策失败的相关因素（表4）。在各个研究阶段，1421例患者中共有196例未获得治疗方案，即大约每7例患者中就有1例制订治疗决策失败。最主要的3个原因为影像学资料不全（77/196，39.3%）、病理信息不全（51/196，26.0%）和不恰当的转诊（21/196，10.7%）。
讨论本研究为2个相关假设提供了肯定性的证据。首先，肿瘤诊治小组在患者初诊时制订治疗方案的能力与团队合作的质量相关；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通过基于外科循证医学基础（包括团队训练和备忘录的使用）和最新的有利于MTB工作的科学证据而制订的多重干预措施可改善肿瘤诊治小组的决策能力和团队合作水平。这些结果表明质量改善途径可应用于肿瘤诊治领域，并有助于促进MTB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提高制订临床决策的能力。
以往有关改善MTB工作方式的研究多关注于决策辅助手段的运用，并已证明其在改善临床决策制订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24]。但是，决策辅助手段会使决策制订过程局限于预先设定的流程，因此可能并不适用于复杂病例。另一方面，决策辅助手段成本较高，在当今全球经济形式下，可能会限制其广泛运用（据我们所知至少在英国是这种情况）。我们所设计的多种干预措施（简单的团队训练、住院医师参与备忘录的引进和使用以及制订简单的团队指南）的目的则是在没有大量经济投入的情况下，能持久地维持这一体系的运作，并强调肿瘤诊治小组的教育作用（通过住院医师的参与）及保证团队拥有制订高质量决策所需的工具，而并非是要替代临床判断。
据我们所知，在外科学或肿瘤学领域尚无类似研究。本研究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也十分有趣。我们并不知道每项干预措施需要“磨合”多长时间才能开始发挥作用。最近WHO外科安全备忘录（WHO Surgical  Safety  checklist）应用于手术室的经验提示，这些干预措施可能显得过于简单，而且文化及观念的差异可能会阻碍并减弱其在患者治疗方面的积极作用[25-27]。有趣的是，在团队训练初期和引入干预措施（QuIC）后，我们遭遇了更多的决策失败。直到住院医师运用QuIC进行病例准备后，我们的团队才能更有效地对每例讨论病例制订治疗决策—在使用书面指南后这种效果得以进一步持续。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QuIC的引进会促使团队成员去收集更高质量的影像学及病理学资料（在整个研究中，影像学及病理学资料不全是决策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此看来，只有在病例材料准备和信息收集更充分的情况下才可改善临床决策。这表明备忘录本身可能并不足以改善临床决策，需在此基础上着手实践备忘录的内容（可能需要额外的训练），才可更好地发挥作用。最近，在WHO外科安全备忘录应用于手术室的过程中也可看到这种情况，即缺乏训练及针对干预措施的相关解释也是阻碍其成功运用的重要因素[25]。另外，本研究中我们基于干预措施而得到的改善效果，也很有可能仅仅是归功于团队的参与和有效的团队领导。MTB团队中高年资临床医师的参与程度不高，或是整个团队对干预措施的积极性不够，都可能使为质量改善付出的努力白费，甚至使计划流产。虽然我们很难想象一支需要应对如此复杂病例的临床团队却不去关注其质量改善的情况，但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很可能表明这支团队合作欠佳，因此有必要检查团队的临床决策能力及寻找其他可能的干预措施。
需要说明的是，这项研究有几个不足之处。第一，由于缺乏对照组，因此很难将结果直接归因为仅仅引入旨在改善质量的干预措施，而忽略其他因素的作用。但是我们对可能影响团队合作质量和临床决策制订的会议因素均进行了控制。第二，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于1个国家中1个地区的单个医院，可能无法反映MTB的普遍情况。但是，本研究中WXUH的肿瘤诊治小组的组织形式至少在全英国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在该国家中肿瘤诊治小组在所有肿瘤病例的治疗中均占有主导地位。另外，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自于约100万人口样本，包括了在WXUH肿瘤中心就诊及从地方医院转诊到本中心的各类肿瘤患者，因此，肿瘤诊治小组运作所需的基本元素，在整个英国乃至其他国家也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美国的一些大型中心）。当然，这些研究结果需要在其他国家进一步验证。我们也承认并不是每个MTB都有经过训练的住院医师参与到MTB工作中。但是，MTB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病例回顾和展示对于外科住院医师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的学生都很有价值，因此需要努力在MTB团队中纳入初级医疗专业成员。此外，我们设想是否可以训练不同的团队成员来协助进行会前准备。或者，也可将病例准备正式整合到专家（如主任级别或高年资护士）的工作计划中，专家也可以每隔几个月进行轮转。尚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评估并建立MTB团队内这种准备工作的可能形式。最后，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Hawthorne效应，因为评估人员在参加会议时即对团队合作质量进行评估，因此，团队合作质量的改善也可能仅仅是观察的结果。这是所有观察性研究的潜在缺陷，本研究中两个初始阶段内决策制订或团队合作的改变，并不意味着真正有所改善，很可能是观察者效应引起的。
这项研究结果对于肿瘤的诊治，特别是针对肿瘤诊治小组如何更好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各个团队需评估其在会议中如何收集和展现信息。制订决策时可利用的影像学及病理学资料是本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导致大多数决策失败的原因所在。其他导致MTB决策失败的原因还包括不恰当的转诊（使得MTB在其他患者身上花费的时间减少）、临床记录缺失、技术故障（如信息技术系统瘫痪等）。本研究中干预措施引进后决策失败率为7%，这与之前的研究相似，并且导致决策失败的原因也与之前的报道相符[28,29]。但是，任何临床决策的失败都可能导致治疗延后，并造成患者的焦虑，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同样，我们还发现，在团队所考虑的不同信息类型中，有关患者的合并症、喜好或社会关系的信息最难获得，信息呈现质量也不好。以患者及其喜好为主体的整体决策，需要我们在会议前准备所有相关信息，并在会议中进行评估。这不仅保证整个决策过程中能以患者为中心，也可以降低会后治疗决策无法实行的概率。MTB期间信息获取不全以及患者的合并症信息不够详尽，是导致临床决策无法实行的重要原因（18%），并导致平均治疗时间延后11天[30]。就这方面而言，类似QuIC的备忘录是有效的工具，其可以保证住院医师参与到肿瘤诊治小组中，并接受教育（如果能运用本文中介绍的模型，由住院医师根据QuIC备忘录进行会前准备）。同样，类似MTB-MODe的观察工具对于团队客观评价其总体合作情况（与患者初诊时制订临床决策的能力相关）也很有帮助。
结论本研究首次前瞻性评估了累积干预措施对于肿瘤诊治小组的团队合作质量和临床决策能力的影响，并获得了鼓舞人心的结果。充分获取全面的临床信息以及良好的团队合作，是制订临床决策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可以通过相对简单的干预措施加以改善。未来还需进一步评价这些干预措施对肿瘤诊治小组其他职能的影响（如考虑包括患者预后和患者经历在内的更多因素）。

专家点评
郑树森院士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医学的进步带动了肿瘤诊治的飞速发展。肿瘤的治疗主要立足于手术、放疗、化疗这三大手段。近 25 年来，分子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也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临床治疗水平向更高层次飞跃。多学科肿瘤治疗模式的提出，推动了各学科的深入交流与紧密合作，促进了临床技术及经验与肿瘤治疗指南的全面融合，为肿瘤的诊治开辟了新的思路。
多学科肿瘤诊治小组（multidisciplinary tumor boards，MTB）开展工作的方式以及组织形式将会影响临床诊疗决策的制订。本研究探索了 MTB 在为泌尿系统肿瘤患者制订临床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对 1421 例患者开展了为期 16 个月的前瞻性研究，发现经过一系列干预措施（如团队训练、引进质量改善备忘录、住院医师参与、制作书面指南等）后，MTB 制订临床治疗决策的能力、信息呈现的质量和团队合作的质量均较干预前有显著改善。同时，通过多因素分析发现，MTB 制订治疗决策的能力与可获得的信息质量、团队合作的质量有密切的关系。导致 MTB 制订临床决策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各类信息不全（如影像信息和病理信息）和不恰当的患者转诊。同时，MTB 对于住院医师的培养和教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提出的 MTB 运作模式，值得临床外科医师学习和借鉴，相信将会进一步改善和推动肿瘤诊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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