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学术争议事件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到科研诚信问题上来。
11月12日，前斯坦福大学助理研究员Elisabeth Bik在PubPeer网站公开指出，现任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XX多篇论文涉嫌“图像不当复制（inappropriate duplications in figures）”问题。紧接着，11月29日，丁香园披露了一份举报信，称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现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实名举报武汉大学医学院李XX教授、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细胞所裴X院士、上海药物所耿XX研究员论文造假。同时饶毅的举报信暗示出国内学术界存在的造假、以及管控无力的信息。实际上在此前，中国科研人员的行为已对全球科学界产生了影响。中国有400多万科研人员，是世界上科技人才最多的国家。2009年，它在科学网络索引的文章数量上超过了英国，现在世界排名第二（图1）。2018年，中国发表论文41.2万篇。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了不成比例的虚假同行评审和剽窃或欺诈性出版物。过去几年里出现了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例，例如，有107篇中国作者的文章从2017年《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杂志撤稿，超过100人受到处罚，约4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被撤销，这里面包括伪造同行评论、篡改图片和出售作者身份等。
图1 中国发表了占全世界8%的研究论文，其中撤稿论文数却占全世界24%。2019年11月21日检索的数据只包括研究论文（article）。撤稿的数据截至2017年11月。图中所列出的为排在前八位的国家。这与同一时期(1978年至2017年)发表的论文总数国家排名略有不同（图片来自Nature 575, 589-591 (2019) doi: 10.1038/d41586-019-03613-1）。
显然，中国科学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已超过了国家促进严谨和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能力，就像中国快速发展经济，出现的产业机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亟待通过改革来解决。 2018年11月，41个国家政府机构批准了一套针对重大学术不端行为的43项惩罚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终止资助、限制学术推广和吊销营业执照。实际上在去年5月，中国政府要求科技部（MOST）和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这两个机构共同协作加强科研诚信和管理不当行为。今年，政府也发布了一份促进科技企业发展、培育学术诚信文化的基础性文件1。中国改革的步伐在国内外虽然受到欢迎，但要实现持久的变化并不容易2。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复旦大学唐莉教授团队研究了全球撤回数据以及被撤销的国家拨款和申请，他们还在网上对研究人员进行了调查，并采访了中国的主要利益相关者3, 4。采访对象包括大学伦理委员会的专家、科研诚信培训和剽窃检测项目的专家，以及基金项目管理人员、期刊编辑和学者。针对该调查，唐莉教授团队提出了推动改革的五项举措，具体如下：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科中，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是不同的。对于一个新兴的科学强国来说，学术不端行为意味什么，尚缺乏共识，这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任何关于不当行为和惩罚的讨论都会受到相互冲突:历史与现在，国内与国外。例如，在中国的教科书出版中，对没有适当引用的文本重复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接受的。在1999年以前，人们并不认为用中文和英文同时发表论文是不合适的。超过20%的受访者认为重复提交和自我剽窃在他们的领域很常见。而这些在国际科学界被认为是不端行为。如果对不当行为不加以惩罚，将出现更多的不当行为和再犯。这必将浪费公共资金，腐蚀人们对科学的信任，玷污国家声誉。中国学者已经发现，和以往比较，不太容易维持或扩大国际合作，中国以外的大学和资助机构在建立伙伴关系方面也存在道德顾虑。针对不当行为，需要严格遵守国际准则加以惩罚。降低标准或不按规则执行就是默许不端行为合法化5。任何一种情况都可能阻碍改革。
学术不端行为需要得到有效监管，方法是“检查”或“预警”6。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实施了这两种办法来监管学术不端行为。中国知网 (CNKI)，也就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中国的期刊和大学提供了一个剽窃检查服务。他们已经部署了CNKI软件来检测抄袭的文本，包括那些被保存为篡改过的图片。自2010年以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一直在审查可能存在的剽窃行为。类似地，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NSSFC)会对其资助的项目进行系统清理，停止那些在规定期限(通常是在收到资助后6年)仍未完成的项目。这使得2002年至2005年资助的5035项基金中的302项被终止。终止的项目从2002年的60个增加到2005年的99个，但自从2012年实施并公布检查结果以来，终止的项目数量直线下降3（图2）。
图2 2012年，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开始检查并终止对未按期（6年）完成项目资助，研究人员迅速遵守了该规定，终止的项目数量迅速降低3（图片来自Nature 575, 589-591 (2019) doi: 10.1038/d41586-019-03613-1）。
对任何国家(包括中国)来说，监管学术不端行为的负担都不小。这种监管权力本来是赋予研究人员所在的大学和研究所。但大学和研究所担心名誉受损和失去资助资金，往往不愿调查所谓的学术不端行为。往往只在被明确举报后才有所反应。而举报人也会承担巨大的职业和个人风险，尤其是在中国社会，集体主义和相互依赖比个人主义和独立更重要。2017年对中国学者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三年观察到学术不端行为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通过独立于高校或研究所的第三方，来监管学术不端行为，将更有效。
也许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最困难的挑战是，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让合作研究项目中的团队成员对联合工作中的不端行为负责。由于不断增加的全球化使得协作变得更广泛也更重要。这也使得如何分配责任和荣誉变得更加复杂。例如，论文中列出的每一位作者是对全部工作负责，还是只对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负责？通信作者是否应为团队成员所犯的错误承担大部分责任?尽管越来越多的期刊要求对作者的贡献进行详细描述，但要找出谁是第一负责人并不容易。在中国，当博士生被发现有不端行为时，他们的导师也应受到惩罚。例如学生剽窃，不仅要被剥夺博士学位，其导师也要被降职并禁止招研究生。因此，让研究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包括导师，意识到自己对发表后的所有工作负责，这将改善执法，并防止替罪羊的出现。
与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也发现，将发表论文的要求与学位、晋升或金钱奖励挂钩，可能会诱使研究人员做出不恰当的行为7。因此，中国科研的快速发展必须与建立诚信文化同步起来。那么最佳途径是什么?笔者结合唐莉教授团队提出的改革举措，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论文，抛砖引玉总结以下几点分享给大家：
（1）学术诚信准则达成一致。中国科学界首先需要就学术诚信的共同准则达成一致，界定学术不端行为和不受欢迎的研究行为，并规定制裁措施。中国的资助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科研人员的流动性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因此包括研究人员、管理人员、期刊编辑和资助官员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必须达成一致。
惩罚应该集中在最恶劣的行为上，包括伪造、捏造、剽窃和虚假评审。研究人员应该因过去的欺诈行为受到警告，但一旦开始实施上诉准则，他们将面临更严厉的惩罚。
（2）把诚信建设渗透到科研机构中去，实施问责制。有影响力的科研机构要带头，应该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来监督不端行为，并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合作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制定与国际规范相适应的制度规则，并公开、公正、透明执行制度。例如，资助机构应公布获资助者声明和承诺的研究成果。这种问责制将有利于阻止欺诈和虚假行为。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可以通过敦促中国出版商和数据库积极配合并提供帮助。例如，中国的期刊经常只是简单地从他们的馆藏和CNKI数据库中删除被撤回的文章。相反，期刊应该像许多西方期刊那样，明确标注文章已被撤销，并把作者拉入黑名单对外公开，以避免这些作者屡次重复投稿。
在适当的支持下，大学和研究机构可以更好地开展学术不端行为调查。这些措施应包括任命一名独立调查员，保护举报人和被控学术不端的人，制定防止网络欺诈和诽谤行为的办法。此外，每一所大学可以聘请一名专业的首席诚信官，而不是直接向副校长汇报的教职工。（3）统筹规划学科发展与诚信建设。行政机构必须明确地将大学的发展与学术不端行为监管和促进诚信教育联系起来，包括安排专门的部门与专业人员。各机构可以与研究人员就改革问题建立公开、定期的沟通，以便提供真实的信息，并让各机构相互了解。
（4）学术不端，重在预防。良好的学术氛围不能仅仅建立在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罚上，还应有一些预防性措施，例如大学可以设立科研诚信服务台和热线，使举报和调查程序变得方便。此外，中国大学的学术诚信准则可以与课程大纲联系起来；还有，教师接受培训，并学会使用检查剽窃的软件进行自查。现在多数中国的大学开始要求研究生在入学时就要学习科研诚信建设相关内容，这对于预防学术不端是一个好的举措。调查中，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接受过研究伦理和诚信方面的培训。例如，在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参加强制性的伦理课程，只有通过道德测验的学生才能注册继续学习课程。这样的培训需要在中国各机构和各层次普及:对教师、技术人员甚至非科学人员。负责协调合作的主要研究人员以及收集、检查和验证数据的年轻研究人员必须了解并承担各自的责任4。信任和诚实应成为所有人的代名词9。（5）借鉴国外好的经验。还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以确定什么样的体制结构和方案能促进诚信建设，哪类培训能产生最持久的变化，以及如何应用最佳做法。通过比较研究可以获得其他国家在应对学术不端行为和培养诚信方面的经验。例如，在2014年，丹麦通过了一项新的科研诚信行为准则，这是研究人员、资助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的结果；2018年，荷兰也紧随其后；还有印度在反对掠夺性出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美国长期以来在研究评估中强调质量而非数量的做法都值得中国借鉴和参考。监管机构应该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开放的政策，让他们表达建设性和多样化的意见。学术不端行为调查的过程应该公开，而不是隐藏起来10。资助机构需要为科研诚信研究拨专款，以吸引优秀人才进入该领域。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开征集科研诚信和伦理建议;目前还不清楚将来是否会有这样的基金。总之，中国高校要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宏伟目标，就必须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培育诚信。现在预测改革是否能或者何时能改善科研环境还为时过早，但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了采取行动的决心。我们今后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学术不端行为接受调查，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会有更严密的审查，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进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并促进各地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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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edro, A. C. Ending institutions: Rule enforcement in self-governance systems.Rational. Soc. 30, 80–107 (2018). doi: 10.1177/104346311773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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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arrison, W. et al. (E)-1-(2,5-Dichloro-3-thienyl)-3-(3,4-dimethoxyphenyl)prop-2-en-1-one. Acta Cryst. E 66, e1–e2 (2010). doi: 10.1107/S1600536810035142
9.Nosek, B, A., Ebersole, C. A., DeHaven, A. C. & Mellor, D. T. Reply to Ledgerwood: Predictions without analysis plans are inert.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5, 2600–2606 (2018). doi: 10.1073/pnas.1816418115
10.Gunsalus, C. Make reports of research misconduct public. Nature 570, 7 (2019). doi: 10.1038/d41586-019-0172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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