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不是专业文章，作者也不是医学背景，仅仅是通过综合疫情爆发这段时间来的各种信息并反思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和各方正在进行的工作，希望从理性的角度分析问题并探讨可能解决方案；给决策部门一点建议，给大量的彷徨中的社会人群一点个人的思考和面对问题的思路。作为非专业人士，错误在所难免。思虑不周之处，务请批评斧正！

 

文章之前，请思考几个问题：如果你是决策者，你会怎么做？作为一个健康的群众，如果短痛而换来一个明确可期的未来，我们是否接受？接下来，作为我们又应该做何准备？

 

一、现状

冠状病毒是属于冠状病毒科且属于Nidovirales的包膜的非节段的正义RNA病毒，广泛分布于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中。尽管大多数人类冠状病毒感染是轻度的，但两种beta冠状病毒的流行是严重的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在过去的20年中累计造成了10000多例病例，SARS-CoV的死亡率为10％，MERS-CoV的死亡率为37％。

武汉疫情来自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2019-nCoV。该病毒自2019年12月12日被发现，12月30日被公众发现，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4日，全国多地一级响应。转眼一个半月，全国情况由一片迷雾正在渐渐清晰。

截止除夕夜（24日）24时，全国30省，1287例感染，全国共有30个省（区、市）报告疫情，新增青海省。

图一 1月23日24时疫情报告，借用北京青年报数据

图二  1月24日 24时疫情报告，此处借用央视新闻数据

表1 湖北省及全国发病人数趋势

随着疫情的快速发展和扩散，迷雾中的人们难免惶恐、不安、不知所措。从图一、图二可以发现，一天之间，疫情地图即从“半壁江山”变成“祖国山河一片红”。同时，表1中的数据呈加速增长之势；烟雨苍茫，这样的局面实难让人安心。

 

二、问题分析

危机时刻，如何稳定人心最为关键。稳定民心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感，而决定信任感的是不仅仅是公开透明，也不仅仅简单的是所谓公众的知情权，公共危机中面对危险的人是很难保持理性，所谓的充分但是难以鉴别的信息不一定会产生理性的选择，而这反过来又会造就谣言的温床并导致接下来各种非理性的行动。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让公众清晰的了解这件事情的走势，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公司、组织、单位又会面对什么？为什么会发生？结果怎么样？

要做到这点，首先要分析清楚当前问题的核心症结、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因此，清晰的定义问题并找出问题的核心要素最为重要。造成当前复杂局面的主要因素在于下面的因素。

一则，医学的专业性和病毒的变异性。

2019-nCoV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病毒，从发现、识别、被动应对、与其周旋到最终的战而胜之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从2019年12月12日病毒第一次被发现直到2020年1月10日完成病原核酸检测的29天是一个病毒医学问题从发现到识别的时间。这段时间内，由于对问题不了解，也就没有办法去做准确的应对，因此这个时间是必须要花的。

从1月10日开始，已经开始了解到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可以采用什么样方式的诊断，大致应该采用什么样方式去救治。有SARS在先，有可以作为部分依据的理论样本。但是，每一种新的病毒就如同人一样，也在不断的进化中，虽然大类上都是同样的冠状病毒。但是病毒的变异，特别是不都是通过发烧、高热来表现病征的特点让原有的预防工作要重新定义方法、流程和机制。这从技术（医学）上造成了困难。

 

二则，决策能力及决策的复杂性

现代化社会化大城市的病毒传染病的管控，首先是个复杂多领域交叉的系统工程，城市传染病爆发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城市领导人思维决策判断意识在城市传染病管控中是第一位的。

实现良好传染病疫情管控同时掺杂了技术（医学）能力问题和决策（格局、思维、判断）问题。一方面，作为医学问题，短时间没有被全面发现并定义清楚。我们只对问题的大类比较清晰，对于病毒的来源、最初的宿主、关键致病因素和传播途径不尽了解。更何况病毒还具备变异性，其新的特性还不为人知。这些都为决策带来了难度。

同时，作为传染病，影响的范围不像一般的疾病发生在院内或者病患的家里。其传播性决定了要解决传染病就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而决策的难度在于是否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及时并较为精确的衡量和预估决策的风险和不决策的代价。

因此，决策的关键在是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信息不充分时难度很大。但是也不是完全无据可依。SARS是前车之鉴，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从医学认识到应对机制、处理流程、决策体系，以及最宝贵的人才队伍。这些都是应对此次危机的历史财富。

但是遗憾的是，作为本次危机的主角，武汉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从各个方面看，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判断力、决策能力在初期是很不合格的。也许是因为在上次SARS危机中不是风暴的核心，没有深刻的教训、也缺乏对此类情况刻骨铭心的危机意识。同时，在决策过程中掺在了太多的其他方面的考虑，导致了既没有果断的采取措施；又没有进行及时精确的预警上报；还没有做好详尽配套的预案和准备工作；更没有对问题的严重性做出正确的评估。最终，在一个典型的中部省份、在一个医疗资源既不是太弱，要不是很强的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型城市，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

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同时不能简单归结也不应归结到到体制上。涉事的相关个人责无旁贷，但是简单归结到个人身上并无益于杜绝此类问题。应该做充分的总结来避免类似灾难的再次发生。

 

三则，信息过量和社会人群缺乏专业判断能力的矛盾

现在疫情的核心问题已经由武汉转到了全国，从地方升级到了中央，从官方深入到了民间。

这已经不在是2003年的非典时期，普通人群了解情况的主要手段是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互联网的作用和影响还仅限于少数人群，人民群众了解问题的渠道和方式有限；疫情信息传播的途径和影响亦有限。

微信等社交工具带来了丰富海量的信息，让普通人群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的了解到一些疫情的直接情况。并且医疗工作者也可以把很多信息通过各种手段以文字、视频、图像甚至是聊天记录等各种方式传递出去。这对于疫情的预警、预防工作是非常有利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阻断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超级丰富的信息中鱼龙混杂，各种打着疫情名号的信息充斥在每个人的身边。然而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有专业的医学能力和全面的认知能力去综合判断获得的海量信息。

这时，逐个去查每条信息的来源或者试图屏蔽信息是不可取也是做不到的。甚至连官方的辟谣也赶不上谣言制造和传播的速度。信息来自每一个人，每个人的认知不同、观点不同、利益取向不同就会导致谣言不是仅仅来自一些狭窄的渠道、或者仅仅为了获利才被生产并传播。一个关系到自己或者亲人的猜测都会导致一些猜想、一些臆测、一些利用，以及随之出现的“谣言”。很多情况下，与其说是谣言，不如说是恐慌情绪的一种发泄。

 

三、解决办法分析

明确了问题，下一步解决问题的思路便清晰明了。

第一，随着时间推移，病毒的“真身”不断暴露，我们有足够的力量的来找到临时性的应对办法。最关键的是，可以比较清晰的量化病毒导致问题的各种处理手段以及相应代价。这就从技术上解决去掉了困扰社会人群的第一层面纱。

 

第二，局部有局部的问题，体制和政策也必然有滞后性。但是武汉绝不代表中央的水平。

随着党和中央政府的直接介入，解决问题的手段、方法和路径会全然改变。原先很多看似复杂的情况不再是问题。我党全球独步的执政能力对于解决此类问题非常有效。并且在全球化时代，可以整合的资源也不仅仅限于国内。这为加速解决某些资源性、行政性、制度性的问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此要强调一点，对于此类问题，我国的体制和机制不仅不是问题，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应对体系。

 

第三，空间换时间，控制增量，理清存量。

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钟南山院士其实已经说过。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就是所有人都安安心心的呆在家里面自我隔离2周。之后便会“水落石出”。

 

对于2019-nCov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全球最为权威的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已专门刊文评估其影响以及关键因素。

“来自中国、泰国、韩国和日本的最新信息表明，与SARS和MERS相比，与2019-nCoV相关的疾病似乎相对较轻，2019-nCoV的致病性似乎比MERS-CoV和SARS-CoV弱（见表1）”

表2. 新病毒致病性和传播能力特征

从表2可知，与SARS和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相比，其致死率暂时并未高于前两者，并且病情相对较轻。说明这个疾病从疾病本身并未严重于SARS。

表3 死亡率分析（1月21日-25日）

根据表3的统计可知，从21号病情开始高发的阶段统计，死亡率没有超过3.5%，要大大低于SARS-CoV 和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

该文章同时说“显而易见，高效率的人群间传播是这一新病毒发生大规模传播的必要条件。然而，疾病严重程度是病毒传播能力、我们对感染者识别能力和对新病毒遏制能力的重要间接影响因素。不论疫情是由单一的动物传人事件（例如SARS-CoV）引起，还是由反复突破物种屏障（例如MERS-CoV）引起，上述关系均成立。如果感染不会引起严重疾病，感染者很可能不会就医。相反，他们会去工作和旅行，从而可能将病毒传播给接触者，甚至可能发生国际传播。2019-nCoV引起的亚临床或轻度疾病是否也与病毒传播风险降低相关，目前仍有待确定。“

由上可知，被称为“武汉肺炎“的2019-nCoV的特点是，一、病情较SARS-CoV 和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为轻，体现在死亡率低于前两者，同时在治疗过程中有些情况可以不使用激素而治愈。二、传染性较之前非典为强，传播更广，更隐蔽。往往没有明显的发热症状、没有伴随剧烈的咳嗽，病毒携带者、患者常常在不为人知、不为己知的情况下扮演了病毒传播者。让传统的来自SARS等肺部疾病的基于发热的控制系统失去作用。

这就导致了最大的问题，病毒传播不可知。对于普通的民众，病情的轻重状况和治愈情况往往很难了解。而感染患病的不可预测恰恰成为最大的威胁，这关系到人心。而这点恰恰又和武汉发生问题交缠在一起。春运导致的巨量人流把疫情随着人群的移动传播到了全国甚至全球各地。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在外接触他人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接触的是否来自武汉、是否去过武汉、是否接触过往来武汉的人、甚至在某个公共场合是否因为某个不知情的患者往来而导致的不知情的又一次传播……

解决这一点没有更好的途径，只有封闭隔离，在一段时间内让这些患者、潜在的感染者暴露出来。让其他人不再因为不可知而恐惧。

2019-nCoV潜伏时间最高12天，这可以作为一个常量，如果再把人群的感染程度这个变量最大程度的缩小，则会得到确定的结果，也就是清晰了谁是患者并控制住了疫情。

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机。

前一刻是最差的时候，因为春运。这一刻是最好的时候，因为过节团圆各自在家。前者导致了快速传播，后者得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让人群接近静止。所以利用好并延长这个周期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那么怎么样让人群静止，怎么样避免春节过后的返程高峰而带来的再次不可控？答案显而易见。

首先，避免聚集，控制公共场所的人员流动。

其次，封闭交通，特别是重点地区的城际交通；并有限控制这些地区的城内交通。

再次，延长法定假期并要求企事业单位尽量在一段时间内实行居家办公。

采取如上措施，在2周之后配套现在的防护措施和手段，基本可以将疫情限定在有限范围内，不再扩展。

所有人应该对这个过程做好准备，也必须调整自己做好准备。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如果国家这样做，是对每一个公众和这个世界最大的负责。

同时，国家也应该让每一个人都了解这样做的意义、必要性和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在一个明确的趋势和命运前，最大多数的人会祛除由于不确定而带来的恐惧，选择理性，相信政府。这样，各种谣言和猜测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不攻自灭。

 

四、总结和展望

1、总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没有SARS，我们不会有对今天冠状病毒和其宿主的较为深入的认识，也不会有今天的防治体系，尽管她还不很健全。每次危机都是学习、进步、成长的机会。如同SARS首次让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群养成了洗手的习惯，本次疫情也会因她的历史影响而载入史册。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在过程中大大加深了对于传染性疾病医学常识的了解、我们知道了怎样正确佩戴口罩、我们了解并亲身体会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我们还知道了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样判断自己的患病状况。这些都是财富，提升中国人整体卫生素养和能力的财富。

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医护人员是怎样一群人，在怎样的为我们的健康而战斗、拼搏、甚至牺牲自己。同时，每个群里的人都在谈论着疫情的问题，都在关心着战斗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相信这对于长期紧张的医患关系也是一次极好的提升。

 

2、展望

如果继续要总结努力的方向，我认为要从源头入手。传染病等疫情问题之所以在武汉爆发即是偶然，又是必然。武汉市处于中部地区的核心地带，可说是代表了国家的平均水准，其过可痛，但是排除特定的人为因素外如果强求他做出超出其能力的表现也不现实。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一则，制度创新，现在国家的决策制度中更多是在领导干部一把手来拍板，专业人员的科学精神和专业意见往往在关键时刻起不到相应作用，这一点应该在制度设计中予以完善。同时，在当前干部组织系统考核和提拔过程中干部的专业性的占比较少，限制了专业领域的决策能力。这也是本次疫情中基础情况与湖北类似的河南省，却在疫情的防控方面远远超过湖北省的重要原因。从去年12月疫情刚刚开始，甚至没有出武汉时，河南省就已经在积极准备和全面布防；并且措施细致、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从省级贯彻到村一级，责任到人。因此虽然与疫区全面接触，且是必经之路。但是发病人数截至25日却仅有33人。

二则，技术创新，这个世界日趋复杂，突发事件中的复杂背景和专业技术因素对决策者的决策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我们不能苛求城市领导人是神，不犯错误。如果忽略时代的变化，还是以旧有的习惯和传统进行决策无疑将导致更多的灾难和不必要的损失。对于此类问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带来了新的技术方法和思路，与同时只能处理有限信息的人脑相比，人工智能除了擅长更加迅速的处理问题外，更能综合各种信息，快速验证决策有效性，发现决策中的漏洞或者避免决策中的误区。

三则，群众基础，即有计划提升全民族的科学素质和医学能力，这需要多方面的配合，难以一蹴而就。但是今日的疫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从现在开始，接受度最高，成本最低。

四则、老生常谈，体系需要建设更需要保持，维持体系有效需要长期资金保障。但是医疗资源在GDP中比率过低，医疗资源占用和分配极不均衡引发了现在矛盾。这方面，“武汉肺炎”危机中显示出的问题充分说明了“平日不修，战时无防”。因此，要保证体系的危机应对能力，必须要加强平时的资金投入。

 

未来的世界，必须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但是只靠制度创新，如同只有商业模式而没有技术能力，站不住脚。而如果只有技术创新而缺乏制度创新，则是空中楼阁无法与实际问题接轨，无法发挥作用。真正的改革必须要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上，通过党和政府不断进行调整、优化的制度创新，结合快速利用新兴科技的技术创新才能成功面对未来的挑战，创造更加辉煌的高度文明。

 

多难兴邦！忧患兴家！相信我们的政府，相信我们自己能够在现代医学、科技和理性精神的指引下成功自救、救人。我们的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