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那女孩怎么样了，到北京能治好吗？
答：到美国也没办法。
问：那就眼睁睁的看着她死？
答：可以化疗，可以延长生命。
问：那得多少钱？
答：一年大概十万，但估计她活不了一年。
问：我怎么发觉你们要钱的水平比治病的水平高呢？
答：你说的对，我们这些人只会要钱，不会治病。谁让你们这些既有能力，又有爱心的人不学医呢？没办法只有我们这些既无才又无德的人学了。
问：你们就是听不得批评，我们这是恨铁不成钢。
答：现在的医疗体制是要把钢炼成铁，而不是把铁炼成钢。
问：我们知道体制有问题，可这不能作为医德下滑的理由，而且体制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
答：你的意思是体制难以改变，而医德容易提高。所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医德教育，医德提高了，人们看病就容易了。可事实恰恰相反，改变医德要比改变体制要难的多！医德本来是一种最稳定，最坚固的职业道德，很多人把它作为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它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它面对的是人的生命。而它现在居然崩溃了，难道我们不该想一想到底是为什么吗？因为道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一个社会，维系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劳动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稳定就依赖于等价交换。而在医院存在等价交换吗？一方面，患者感个冒就要花几百块，另一方面是医生在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之后合法收入和护士差不多。极度的不等价！既然人耐以安身立命的最根本的法则都造到了践踏，那医德沦丧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马克思不是说过，人只有吃饱了饭才能去从事道德、艺术吗？
你说是改革落后的体制容易，还是唤回沦丧的医德容易？如果你还以为是提高医德容易，那你又如何将它唤回呢？是思想教育，还是严刑峻法？这么多年了，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做的好少吗，反倒是那些不做思想工作的国家，其道德水平比我们高的多；再就是严刑峻法，你认为把刀架在医生的脖子上医德能提高吗？
其实一个人的社会经历达到一定程度时，其思想已基本定型，不要总是试图去教育别人，改变别人，以达到社会对他们的要求。该先进的早就先进了，先进不了的，在怎么教育也没用。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并不取决它有多少先进人物，而在于它的主体能否遵守游戏规则。
问：那你们收红包、拿回扣算不算遵守游戏规则？
答：不算，但这是医生通过不正当，或者说是违法的手段要回自己的正当权益。
问：照你的说法，只要有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就可以违法？
答：照你的说法，一个人无论受到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他也只能逆来顺受？
问：可总的讲良心吧？
答：医生也非常想讲良心，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同的。可现在的医疗体制给医生留下的讲良心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
问：可你们应该知道现在大多数病人已经不堪重负，不可能给你们负担更高的工资。
答：正是为了让大多数人看的起病，才要给医生加工资，而且非加不可。何况这笔钱并不是让患者出，政府的负担也可以不用很大。
问：哦？愿闻其详。
答：要想降低患者的负担，就得让医生合理用药，合理检查；而让医生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就必须让医生有一个合理的报酬。
问：那加了工资，你们就能合理用药，合理检查了吗？
答：不能。首先在医院，你不可能单独给医生加工资。所以你的假设在现有体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其次，你可知道医生开出的药，开出的检查要养活多少人吗？扭曲的医疗体制在漫长的岁月中已经培养了一个庞大的寄生虫阶层。他们分布在医院、卫生行政部门、还有制药行业。现在每个医院都养着一大群闲人，他们如果真是闲人，患者的负担也不会这么重。他们一天也没闲着，他们整体都在琢磨如何从医生的手中攫取更大的利益，然后逼着医生把屠刀挥向患者。所以就出现了‘各路豪杰尽现英雄本色，种种手段让人瞠目结舌’。这也是国有企业的医院版，所不同的是国企都关停并转了，而医院却靠着患者的血与泪苦苦支撑着！
再看看卫生行政部门利用手中的审批大权，检查大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假如医院干净了，有谁回去向他们进贡？中国有六千家药厂，而美国不到十家。假如医生真的合理用药了，那么将有百分之九十的药厂关门！
问：你说的这些问题的确是问题，可现在假如把你们的工资加起来，你别管能不能，你们真能保证不拿红包回扣吗？
答：不能。不管你把医生的工资加到多高，我也不能保证就满足了每一个人的胃口，可这不能作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无所作为的借口。现在有机会那回扣的医生百分之八十都在拿，可这并不意味着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坏了。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在本质上和别的行业的人没有多大区别。百分之十的人好，百分之十的人坏，还有百分之八十可以好也可以坏。所以要用政策来争取那百分之八十，用法律来对付那百分之十。可现行的政策却把那百分之八十推向了那坏的百分之十一边，又用法律来对付那百分之九十。所以尴尬不断，一个医院经常被一锅端，最后还不是退款了事。
问：既然你们不能保证，那到时把你们一边拿着高工资，一边拿着红包回扣，那患者岂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吗？
答：有一个医生在离开公立医院是说假如能给我私营医院给我的百分之五十我留下，百分之四十我留下，百分之三十我也留下，可凭什么只给我百分之二十？我把这句话改一下，假如给我该给我的百分之五十我不拿红包回扣，百分之四十我不拿，百分之三十我也不拿，可凭什么只给我百分之二十？相信这是很多医生的心声。没有人愿意提心吊胆的活着。
医生本可以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过上很体面的生活，本可以很有尊严的活着。可就是那一帮所谓的人民公仆，不尊重客观规律，为了在短时间内让所有的人看上病，竟然异想天开的认为保持医生的低工资水平就可以减轻患者的负担。不仅如此，他们不允许医院正常收取诊疗费，当医院难以为继，而政府又不堪重负时，有人想到了以药养医。这样不仅解决了医院的生存问题，还养活了一批药厂，两全其美。简直是一群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熟不知，从此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回扣泛滥，患者的负担直线上升，多少本可以避免的灾难降临人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现在大多数人看不起病正是源于政府为了把医疗费降到大多数人可以承受的范围而做的种种努力！
问：难道有关决策者没意识到这些情况？
答：你也太小看他们了，之所以不能对症下药，各中原因太复杂了。说简单点，就是利益集团的阻碍。就是我 刚才说的医药系统的寄生虫阶层。很多人认为是医生，可恰恰相反，改革愿望最迫切的是医生，因为他们天天都生活在一个他们深恶痛绝的环境中！是的，现在很多医生手红包拿回扣，可要知道这些钱中有一部分本来就属于医生，只是被一部分人剥夺了，医生通过了这种不正当的方式找回自己的正当权益，患者付出了高昂的饿代价，医生也背上了骂名。而那些寄生虫阶层非常害怕改革，因为现行的体制一旦被改变，对他们就是灭顶之灾，所以千方百计的阻挠。当有人提出改变以药养医的体制，改变医院的管理体制，分配制度时，他们却说医改事关人命，要积极稳妥。的确稳妥，二十年了，没有任何涉及体制的实质性改革。
可该爆发的总是要爆发，当患者不堪重负时，当整个社会都在为之颤抖时，医疗系统的深层次矛盾即将呼之欲出，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些高官利用人们对医疗腐败的憎恶，恰倒好处的把问题归咎为医疗市场化。因为市场经济里的人总是惟利是图的，这与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是格格不入的。媒体几乎一边倒的迅速跟进，为之摇旗呐喊。人们一下子就把矛头直指市场化和医德，叫杀声，呐喊声铺天盖地，震耳欲聋。一时间，血雨腥风顿起，刀光剑影毕现。而真正的罪魁——落后的医疗体制躲过一劫。寄生虫阶层笑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们知道，当人们把矛头指向医德时，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他们可以继续高枕无忧的当他们的寄生虫。可悲，可气，可恶！
我就奇怪了，这市场化什么时候成了医疗的主流了？市场化允许垄断吗？市场化允许暴利吗？市场化允许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吗？市场化是惟利是图，可不市场化就不惟利是图了？我不是认为市场话就多么的好，可我不能容忍有些人在那指鹿为马。市不市场化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如何合理有效的利用宝贵的医疗资源。
中国医生：你感到屈辱么？
中国的医疗系统共有375万名员工，负责为14亿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肯定是被抱怨得最多的人群之一。很多人认为，医务人员对“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推动了新一轮医改。经济学家、研究机构和媒体深深地卷入了制度设计的争论。而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医生，在为时两年、声势浩大的争论中，保持着异常的沉默。
“关于医改的争论，一开始某些社会舆论就把医生放在了受批判的位置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院长朱正纲说，医改涉及医务人员的根本利益，医改政策的出台必须兼顾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
这一切让许多医生深感屈辱。中国社会普遍将医生看作现行医疗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医生们却用苦涩的自嘲拒绝这种归类。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不成功的医疗制度的牺牲品罢了。他们用反对下一代学医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褪色的荣誉
“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再做医生？”上海一家二级医院里，印蓓医生自告奋勇地要替记者做一个调查。在座的6位医生从业时间基本上都在20年左右，正是医院里的中坚。
摇头，脸上是无奈的笑，6名医生的表情如出一辙。
朱正纲和大多数同行的想法不同。他出身医学之家，父母从医，他自然而然地学医；朱正纲的妻子也毕业于医学院，夫妻俩都希望儿子能够继承家族的医学传统。但朱正纲摊开手说，孩子拒绝这样的人生规划，他向担任医学院院长的父亲表示，自己坚决不会学医。
“太忙，责任太大，顾不了家，收入也不高”，朱正纲的孩子这样形容父母的职业。“医学世家”从前让人肃然起敬，但现在已经失去了光环。胡庆澧家族已三代行医。这位曾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兼副总干事的儿科医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胡庆澧的父母、胡庆澧本人和他的儿子都是医生。但让胡庆澧引以为荣的“医学世家”的家族传统，眼看就要断裂了。胡庆澧的儿子坚决反对自己的孩子学医。医生——这个“忙、责任大、收入不高”的职业——在很多医生自己看来，已经不再值得留恋了。
尽管胡庆澧感到难过，但是他表示能够理解儿子的想法。这个行业陷入了令人不快的信任危机，医生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水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凡此种种，都让人望而生畏。
医生的从业意愿似乎已经跌倒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医生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但1990年代以后，这个行业的职业声誉如同高台跳水。他们不再被誉为“白衣天使”。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医生这个名词更多地是和“灰色收入”、“滥开药”、“过度检查”甚至更可怕的“医疗事故”，联系在一起的。
在纪录片领域屡有重量级作品的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今年又推出了重磅炸弹——《医疗内幕》(《sicko》)。曾经用电影猛烈抨击总统布什的导演，这一次把矛头指向美国的医疗体制。在电影中，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像吸血鬼一样，在病人急需治疗的时候，用种种计谋拒绝支付费用，为了商业利益一次次剥夺患者生存的机会。
迈克尔·摩尔把美国的医疗制度描绘得黑暗恐怖。但这位以“尖刻”著称的导演，没有批评美国的医护人员，他认为，伤害患者的是医疗体制而非医生。
然而，在中国，医生很难得到这样的宽宥。正如朱正纲所说，新的医疗体制改革始于一场措辞严厉的批判。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份著名的报告，宣称“医改基本不成功”。尽管报告并没有将医改的得失归结于人，而是着眼于制度设计，但医生们仍然感受到了空前的舆论压力。
2003年SARS肆虐期间，社会似乎再次看到了医生的牺牲精神，他们重新被称作“白衣天使”，曾让许多医生十分感慨。但SARS带来的空前的谅解气氛消失后，这个称呼几乎再次被遗忘了。医生又恢复了他们备受指责的形象。
一份杂志最近推出了一份“职业声望排行榜”，医生被称作“最受人非议的职业”。另外两个被提名的职业是警察和保安。
常常纠缠不清的医疗纠纷也让医生的声望下坠。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在与记者见面前，刚处理了3起医疗纠纷。他说，处理各种医患纠纷耗去自己一半甚至更多的精力，这份工作让他苦不堪言。袁克俭一落座，还是用“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做医生”这句话来自嘲。这句话出自他口中，听起来是如此失望和不快。
“医院恐惧症”
不信任的气氛弥漫在医院周围。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办公室里，整形外科专家李青峰递过来一封信。信件没有署名，其中语气激烈的字句，多是在宣泄对医疗行业和医生的不满。
李青峰常常收到这样的信件。关于现在的医疗体制和医生这个职业，他听过的抱怨、指责甚至是咒骂，要比这样的信件多得多。
最近在北京一家医院中发生了一起悲剧，把这种不信任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一位年轻的孕妇罹患重症肺炎，亟需手术治疗，但她的丈夫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根据有关规定，手术不能进行，数十名医护人员只能眼睁睁看着胎儿和孕妇先后死亡。对这一事件，眼下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但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李青峰医生看来，悲剧之所以会发生，仅仅是由于医患双方完全丧失了信任。
“死者的丈夫对疾病一无所知，却对医院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和不信任”，李青峰说，这是弥漫在全社会的“医院恐惧症”的极端个案。
在李青峰看来，如果在20年前，这样的悲剧根本不会发生。那时候的医生掌握着治疗的主动权，他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坐视病人死亡。
20年前，“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已经退休的胡庆澧当年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工作非常辛苦，每周只有半天时间能回家休息。他的妻子也是医生，两人工资微薄，除去必要的花销，每月仅能储蓄4元。但这段艰苦的生活，现在成了胡庆澧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那时候医患关系很好”，胡庆澧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病治好。”病人赋予给医生的信任，以及亲密无间的医患关系激发了胡庆澧的信心，让他深感职业尊严。
和20年前相比，治病现在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服务，医生和患者的关系越来越被看作是合同关系。对此，朱正纲用了一个委婉的说法表达不满：即使是服务，医疗也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形式，而李青峰直言不讳地反对将医患关系理解成合同关系。
“如果医疗是一种合同”，李青峰说，“病人就必须完全了解选择某个治疗方案的理由，以及这种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有些治疗方案，连医学生和非专科医生都无法理解，怎么能够让病人和病人家属理解？”
有些医生可以开出三个治疗方案，让病人选择。“公平吗？看上去很公平。其实呢？病人被牺牲了。”李青峰断然说，“病人不是专家，不可能知道哪种方案最适合他。”
在病人对医生越来越“不满意”的情形下，医政部门推出了医疗服务“满意度测评”。这被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批为“机制倒退”、“弄虚作假”、“表面文章”。袁克俭直言不讳地反对单纯从满足患者要求出发去理解医疗服务。
和20年前相比，医学的专业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不是让患者依赖医生，而是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眼前的医生，担心他们利用自己的无知谋取私利。而医生在医疗官司的教训下，也开始在心里建筑自我保护的防线。怀疑使医疗成本急剧增加。医生变得过分谨慎，即使是面对那些症状典型的感冒，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也宁可安排病人查血、拍胸片，以排除其他可能。在大多数时候，这些检查都是不必要的。胡庆澧将以往的医生和病人比作“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战友”即使没有变成敌人，也已经要彼此提防。
由于家属不签字而不能手术，导致病人死亡，在李青峰看来，医生的心态是可以想见的：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避免可能出现的纠纷，避免可能出现的责任。
这种心态的变化，也许是20年来中国医疗体制变化的一个部分。
和20年前相比，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提高了——这被认为是医疗事业进步的一个指标，但这一成果并不巩固。“医患双方彼此警惕和恐惧，导致治疗活动无法按照医学科学的原则进行”，李青峰认为，这是现行医疗体系危机重重的征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