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河北曲周县第二瞳村，一个叫张玉军的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将一袋叫做蛋白粉的粉末倒进了牛奶里。

这袋白色粉末的主要原料是三聚氰胺，可用来提升牛奶的含氮量。而含氮量越高的牛奶，卖给奶站的价格也更贵。

在这一套路下，张玉军大肆收购劣质奶，配置之后再卖给奶站。在收获了数桶金后，他又和了熟人张彦章合伙做起了买卖。在此之后，数以百吨计的蛋白粉辗转到了河北各地的奶农手上。

这些奶农为了卖个高价，也都玩起了相同手法。而收购的奶站不但睁眼闭眼，反而自己参与其中。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大量含有三聚氰胺的劣质奶源流出河北，进入了三鹿、蒙牛、伊利等奶企的加工厂，并被做成奶粉及各类乳制品，送到全国婴幼儿面前。

其中销量最高的，便是三鹿奶粉。

三鹿奶粉，在当年的业内，一直是一个响当当的存在，不但上过央视新闻，还被评为免检产品，质量一度有目共睹。但使用了劣质奶源的三鹿奶粉，却已经不能视为正常的食品了。

它里面的三聚氰胺，会与与婴儿体内的钙元素相结合，轻微者的肾会生成结石，严重者的肾甚至会积水衰竭。

在这一批奶粉流入市场后，很快就出现了受害者。在2008年3月，国家质检总局网站便接到了投诉，描述了一批婴儿由于服用三鹿奶粉患上肾结石，并且在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或颗粒物的症状。但在当时，这一投诉明显未被予以重视。

三鹿的副总经理王玉良，也从外界的口中得知了这一情况。在此之后，他第一时间上报给了董事长田文华。

毕业于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的田文华，是那个年代中国少有的大学生。1968年，她分配到三鹿前身的石家庄市牛奶厂工作，由于工作扎实勤恳，一步步爬到了三鹿董事长的位置。对于三鹿来说，她的地位不亚于格力的董明珠。

对于王玉良上报的情况，田文华相当重视，她知道一旦处理不好，三鹿这艘船便会沉没在消费者的口诛笔伐之中。在种种考虑之后，她下令立即成立了三个小组，负责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继续调查奶粉的问题来源，好找到解决途径。二是堵住消费者和媒体的嘴，好让他们不要闹事。

这三个小组昼夜运行，一旦发现问题立刻处理。

2008年5月，一名温州母亲在天涯论坛发帖称她的女儿在食用三鹿奶粉后出现了小便粘稠等症状。小组得知后迅速公关，让这位母亲删稿，并带走了导致这一问题的奶粉。

与此同时，北京、南京、甘肃等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因为三鹿而患上肾结石的婴儿。许多收到三鹿广告费的媒体，要么对这一事件视而不见，要么却没敢报道具体的原因，许多报道里只写了某品牌导致肾结石。

愤怒的消费者们发出声音：“到底是哪个品牌？！”

田文华的危机公关策略为三鹿赢得了更多处理时间，但却给社会埋下了更大的隐患，众多茫然无知的消费者出于对这个国产免检名牌的信赖，继续购买并使用三鹿奶粉。而在这一期间，王玉良的小组也在追查问题起因。

同年6月，王玉良在网上意外看到美国宠物食品受三聚氰胺污染的报道，他怀疑三鹿奶粉也是同一问题。因此，他将16个批次的奶粉以假冒伪劣产品的名义送往检疫局进行检测。

最后的检测结果证实了王玉良的猜想。他将检测结果送报田文华，让她大为吃惊。田文华深知，继续下去势必纸包不住火。于是她召齐大员，连夜开会，开始寻求向石家庄政府求助。

对当时的石家庄来讲，三鹿就如同杭州的阿里或深圳的华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为三鹿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税收，是当地经济的定海神针。而经济的好坏，也影响到了官僚们的政绩。

对于这一点，田文华也非常了解，于是她多次撰写请示，一方面将面临的问题上报，一方面请求石家庄政府监控媒体。

按照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石家庄政府本应在知道问题后的两小时内就向省政府报告。但出于利益的考虑，当时的石家庄政府不但没上报，还为三鹿集团做起了保护伞。

除此之外，还有人指出田文华给百度下了重金。9月12日，一个自称三鹿公关公司员工的网友，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帖子，称与百度签定300万广告投放协议，以享受删除负面新闻的能力。

百度对此予以否认，并称这一要求违背了百度信息公正和透明的原则。但有意思的是，南方周末的著名记者傅剑锋公开表示，在9月3日，百度一度查不到三鹿奶粉的负面信息。

显然，在田文华的谋划下，三鹿正在用重金和关系摆平一切对其不利的舆论。但她显然忘了，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叫做调查记者的群体。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如果把各大媒体比喻成舆论这个江湖上的各大门派，那么调查记者就是这个江湖上的无名侠客。

《侠客行》中有句话就能很好地描述这类人：“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

9月9日，在上海《东方早报》工作多年的调查记者简光洲收到了兰州的消息，14名婴儿出现排尿不畅等病症。但内容却大多语焉不详。究竟还有多少婴儿受害？原因是什么？

在此之前，简光洲就听同事描述过阜阳毒奶粉事件。这次事件同之前相比有很大相似性。在这一前提下，他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气息，并在一种使命感的驱动下，动身前往了兰州。

第一站，就是医院。

但展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幕幕不忍直视的人间惨剧。

为了排尿顺利，许多几个月大的婴儿尿道里就插着数条5毫米的管子。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护士和医生不得不拼尽全力。前者得拿着针找到能扎针的血管，后者得冒着指控风险进行麻醉。而这些婴儿的父母，早已经痛哭流涕。

这发生的一切，就像一把把刀子捅进了这个年轻记者的心里。

简光洲向医生询问，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病因。但医生们不敢直言，只敢隐晦地地表示：“小孩子食物来源除了奶粉就是水”。

然而这些孩子的奶粉就是三鹿。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兰州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在全国究竟还有多少个孩子受害，在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

经过多方考证，简光洲开始动笔，在内心颤抖的抉择下，他拒绝与大多同行一样写“某企业”，而是直言不讳，公开点名三鹿奶粉。

9月11日, 《东方早报》刊登出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点名报道，在舆论圈里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整个上海和周边的省市都震惊了。在朗朗乾坤下竟然会有这种事。

而三鹿的公关小组也迅速做出了反应，一名姓刘的小姐直接把电话打到了《东方早报》办公室，用充满威胁的语气要求简光洲撤稿件，否则予以起诉。简光洲表示知道，然后拒绝了这一要求。

但在中国有句老话，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简光洲的这篇文章，对于三鹿来讲，就是挖它的根，断它的粮。所有人都在担心，三鹿下一步会对简光洲做出怎么样的举动。

因为害怕，他的父母特地在老家打了电话，问他能不能不做。但简光洲回复到，“有好多婴儿可能因为这奶粉而死亡啊！”在他的语气里，已经看出了他的抉择，有些事，那是一步都不能后退。

在简光洲之外，《南方周末》的记者禾风其实也在追查此事，他跑了湖北、湖南、广东数地，接触了数十名家长与医院，基本确定了三鹿奶粉就是元凶。但他发的稿件，却因为压力被撤了下来。

在这样的遮掩下，依旧有大量的三鹿奶粉流向民间。而简光洲的报道，依旧面临着三鹿的撤稿威胁。

但田文华万万没想到的是，真正掀翻三鹿的力量，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早在2006年，田文华为了使三鹿扩大规模，主动出售43%的股权，吸引了新西兰的恒天然集团。后者在付出1个多亿美元的真金实银后，成为了三鹿集团的重要股东。也因此知道了田文华的一系列小动作。

早在田文华要求秘密召回奶粉时，恒天然就提出公开召回，但被田文华予以拒绝。

有报道称，为了达到目的，恒天然曾要求石家庄政府公开介入，但又被拒绝了一次。因此它越过石家庄政府，直接通报了新西兰政府。

2008年9月8日，时任新西兰总理的Helen Elizabeth Clark召集多名资深内阁部长开会讨论中国三鹿奶粉的质量问题，并做了如下决定：由新西兰驻华大使出面，把三鹿有毒奶粉的信息直接反馈给中国政府，让其做出决断。

在这一事件后，三鹿奶粉也由国内的商业事件，上升到国际外交事件。外交无小事，更何况是三鹿奶粉这一性质的恶劣程度。在此之后，一连串针对三鹿及相关负责人的行动便展开了。

9月9日，河北省、甘肃省的质监局开始重点调查三鹿奶粉的来源及品质，并对省内所有问题奶粉召回处理。随后卫生部出台，提醒公众停止使用三鹿奶粉。在重重压力下，三鹿被迫承认奶粉污染，并公开召回。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结束。警方控制并传召以张玉军为代表的嫌疑人、质监局对奶粉调查扩大到全国、卫生部上报病例并印发诊疗方案、工商局着手下架全国的问题奶粉、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

大批官员被问责，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被处以免职或降级处罚。国家质监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食药监管局安全监管司司长孙咸泽记过，质监局、工商局、农业部都有相关官员受到了记大过、处分甚至免职的处分。

而三鹿所有相关的直接负责人，通通被都被送上了被告席。

田文华、王玉良等三鹿高层因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5-15年有期徒刑，张玉军等人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和 5至 15年有期徒刑，个别奶站负责人及其送奶司机构成生产、 销售有毒食品罪, 分别被判处死刑和8年有期徒刑。

正应了那句话，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但这背后的代价，却是让人触目惊心。和三鹿这家企业一起倒下的，还有全体中国人对国产奶粉的信心。

在三鹿的这一事件里，最主要的源头还是由于奶农们提供的劣质牛奶。所以不仅是三鹿奶粉，伊利、蒙牛、雅士利、光明、多加多等多家乳业公司的奶粉产品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

这使得一时之间人人自危，在此之后，中国父母宁愿花费大价钱和大力气去买外国货，也不愿意买国产的奶粉。

而且即便是中央在收到新西兰通告后迅速处理，但由于之前的长期瞒报，三聚氰胺奶粉造成的问题仍影响巨大，受害人数之多，影响程度之广，实属世界罕见。那些受害婴儿的照片曝光后，更引起了舆论的哗然。

这一切的发生离08年奥运会的成功落幕，仅仅不到2个月。

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前，中国的婴幼儿奶粉市场每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30%左右，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婴儿奶粉市场，此外更有可观数量的乳制品外销他国。

但在这一事件后，乳制品出口严重受挫，不仅如此，由于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产生了信任危机。使得进口奶粉在此情况下大行其道。

从2008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乳制品进口由 35 万吨猛增到183万吨；高端婴幼儿进口奶粉的大头基本是进口奶粉。而乳制品出口由12.1 万吨降到了3.88万吨。在2013年，奶粉行业的贸易逆差达到73亿美元。

三鹿之后，熊猫乳业顶风作案，继续使用三聚氰胺奶源，同年，伊利怒斥蒙牛诬陷其奶粉会导致性早熟，随后，又传来了皮革奶的新闻。这一切的一切，使得中国的消费者成为了彻底的惊弓之鸟，把剩下的那点信心，又抖得干干净净。

一名妈妈在网上表示：“并不是不想支持国货，只是不敢拿孩子的生命和健康押注。信任这东西，一旦失去了，你很难再去把它找回来。”

在这一情况下，国产奶粉积压滞销，企业倒闭，工厂关门，奶农杀牛倒奶。而与之对比的，是各类洋奶粉在国内市场大行其道。

一二线城市基本也是以洋奶粉为主流，高端市场的份额被占据了80%。大量内地居民更是前往港澳，将街头的奶粉一扫而空。

广东乳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后来坦言：“作为奶业界人士，确实感到羞耻和脸红。”

为此不再羞愧和脸红，也为了能继续活下去，各大奶粉厂商拼了老命奋力一搏。

有的组织消费者参观工厂，有的设立安全专柜，有的设立自己的奶源地，并同心协力一起参加政府的新标准。所有企业都憋着一股气，想要挽回曾经失去的一切。与此同时，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各个流程的进行监管。

而这一背景下，国外奶粉却被爆出了诸多问题，多美滋被曝致婴儿肾结石，百乐病菌阪崎肠杆菌超标，雀巢婴儿食品含有毒重金属，甚至连举报过三鹿的恒天然也不能幸免于难，被外媒报道工厂污染。

在国外奶粉问题不断的同时，国内奶粉却稳扎稳打。开始逐步摆脱三鹿造地阴影，市场份额一步步上滑。到了2019年，终于一举击败国外奶粉，在市场上占有了近6成的份额，达到了三鹿事件之前的份额。

眼看着2020的销售额要更上一层楼，在湖南的郴州，却发生了大头娃娃这一事件。好似一锅即将熬好的粥，掉进了一颗老鼠屎。

为了挽回三鹿的危机，中国的奶粉商们花了整整十年多的时间，而这次的郴州假奶粉，又会带来怎样的结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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