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许多的“早诊方法”经过了流行病学的研究，某些指标在“阳性”和“阴性”间(或不同滴度间)肿瘤发病率的差异经统计学检验有显著性(如P<0.01)，说明“阳性者”与肿瘤的发生有关联，有流行病学意义。但是“阳性者”中有多少人将会出现肿瘤，这些方法用于临床早期诊断的实际意义如何，需进行全面评价。例如，临床医生为就诊者开出检验单后，实验室的结果为“阳性”(或某一测量值)，尽管流行病学研究证实“阳性者”患肿瘤的概率大于“阴性者”，而临床必须考虑该就诊者患肿瘤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就是阳性预测值的问题。如果可能性很大，应及时做进一步的检查，如可能性很小，则可以观察。以EB病毒EA-IgA与鼻咽癌的关系见表1。
χ2：293.86，P<0.001；RR：(71/1 923)/(74/50 161)=25；敏感性：71/(71+74)=49%；特异性：(50 161-74)/(50 161-74+1 923-71)=96%；阳性预测值：71/1 923=3.7%。
从统计学来看，不同EA-IgA滴度的癌检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从流行病学来看，EB病毒与鼻咽癌可能存在因果联系(RR=25)，从临床诊断学来看，特异性很高(96%)。那么，EA-IgA能用于鼻咽癌的早期诊断吗? 看阳性预测值，仅3.7%，就是说EA-IgA“阳性”者有96%的人可能是健康的。有资料显示，即使联合VCA-IgA和EDAb，阳性预测值也不超过10%。如此看来，这些有统计学和流行病学意义的方法，只能作为一种初步筛查的手段。“阳性”者的确诊或排除 还有很多检查要做，如果对“阳性”者缺乏正确的解释，或医生本身不明确“早诊方法”的临床意义，将给绝大多数的受检者带来不必要的精神心理上的压力，经常的复查也将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
遗憾的是，目前许多的早诊方法应用于临床的理由，是根据流行病学病例-对照或队列研究的结果，各个水平具体的阳性预测值未分析或未报告，或临床医生不清楚。有流行病学意义的检测指标，能否用于大规模的人群或临床早期发现肿瘤患者，要权衡利弊。所谓“利，就是有利于患者的早期诊断，通过及时有效的治疗，延长生存时间［应注意时间领先偏倚(Leading time bias)］和提高生存质量；所谓“弊”主要是假阳性造成的精神心理压力，误工损失，以及检查费用的增加；对于早期检出的患者，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及时治疗，也将弊大于利。利弊的权衡实际上是临床决策的范畴，包括敏感性特异性分析、阳性预测值的分析、成本效果分析等等。流行病学研究认为具有意义的检测方法，其临床意义还要进行全面而允当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