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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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二八大杠”可是个好东西，和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并称为结婚“四大件”。
当时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十来块，而二八大杠自行车一辆售价就要一百多。
在那个时候，有一辆二八大杠，就是身份的象征。
然而，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比二八大杠更珍贵——奶票。
在北京，你甚至可以用两张奶票就换到一辆二八大杠。
因为那是一个中国牛奶极度匮乏的年代。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国奶类总产量21.7万吨，人均占有量0.4千克。
人均0.4千克是什么概念？按照现在一包牛奶的量来看，就是一个人一年连两盒牛奶都喝不到。
不少农村、城镇的家里都自己养牛养羊，好给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喝上一口奶，补充一下营养。
在那个凭票供应的时代，奶票是最难得的票证之一。
当时北京的奶票一共有红、白、蓝三种，只能保证给部分人群供应：
小孩子发红票，两岁以下的婴儿每天一斤半，两岁以上的每天一斤；重症病人发蓝票，每天半斤；老人发白票，根据情况而定，一般是每月供奶20天，每天半斤。
其他人哪怕想喝，那也真的没有。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让全国人都喝上牛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
最早，中国只有几个小型的乳品加工厂，红星奶粉、光明奶粉、三元乳业、南京卫岗等等。
有厂子不是关键，关键得解决奶牛的问题，奶牛不够。
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有计划引进高产种用奶牛和冷冻精液，来对奶牛进行筛选、培育。
但这个筛选和培育的过程是漫长的，新中国早期，大家都在为了吃饱的问题而努力，牛奶毕竟还是比较奢侈的东西，所以经费、环境等诸多方面都有限制。
到1978年，我国奶牛数量增长到了48万头，年产奶量达到97万吨，乳制品产量达到4.7万吨，约为1949年的50倍，但依然是不够全国人喝的。
我们用了30年，人均消费牛奶也不过达到了0.9公斤。
但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1
很多90后小时候喝牛奶的记忆可能都是这样的——自己家门口有一个邮箱一样的小箱子，上面印着牛奶的牌子，箱子有两把钥匙，你一把，送奶员一把。
送奶员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带着一大筐玻璃瓶来送牛奶。连瓶带奶，少说也得有个100斤，特别考验骑车人的技术。
他打开柜门，把你头天放回去的空玻璃瓶子取出来收走，再给你放上一瓶新的。
这玻璃瓶的牛奶特别鲜，鲜到有时候忘了拿，下午喝的时候味道就有点不太对了。
1978年以后，中国乳业开始全面快速发展。
一些大的牛奶企业，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光明、三元、伊利……
八九十年代，条件稍微好点儿的人家，都会给家里的孩子每天订一瓶牛奶。
那个时候，企业各自都有各自的固定地盘儿，负责家门口的业务。
但这种送货上门的奶，都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保质期特别短。
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加工技术有限，所以牛奶的保质期短、运输半径窄。
早期的乳业，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区域经济，只能用这种挨家挨户送的方式，范围稍微大点就无法保证新鲜了。
这也是牛奶企业们一直想解决的难题。
1984年，内蒙古扎鲁特乳品厂从瑞典引进了一台超高温灭菌机和无菌灌装机。
这是国内首次引入灭菌乳生产技术和设备。经过这台设备处理过的牛奶，保质期最好的长达六个月！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突破，这足以让北方的牛奶卖到南方，原来的牛奶销售模式被彻底打破了。
不久，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西安等城市，开始先后取消牛奶凭票供应。
1985年，黑龙江乳品厂在黑龙江省安达市建成投产。
日加工鲜奶能达到200吨，奶粉年产8833吨，还有146吨奶油！
正是在这段时间，伊利和蒙牛诞生了。
伊利的前身是呼市回民奶食品加工厂。厂长郑怀俊和他的得力干将牛根生一起，不到三五年时间，就让这个小小的工厂利润超出一百万。
1993年，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郑怀俊担任总经理，牛根生担任副总经理。
牛根生是个营销天才，他负责雪糕业务。他带领大家不断调试口味，研发出了直到今天还很受欢迎的“苦咖啡雪糕”。仅仅一年，苦咖啡雪糕的销售额就破了3亿。
1996年，牛根生策划了“伊利雪糕进军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广告，让伊利走上了中央电视台。
第二年，伊利雪糕销售额达到7亿元。
靠着雪糕赚来的资金，伊利开始研究起了液态奶。
牛奶保质期延长之后，还存在问题，就是包装的问题，瓶子和塑料袋的不方便携带，在运输的时候也很怕磕碰。方便喝的还是奶粉，但奶粉又没有鲜牛奶的香气。
伊利解决了这个问题。
伊利的董事长潘刚，当年就是负责液态奶的，在他的推动下，1997年，伊利率先在业内引进了两条利乐液奶生产线，开始研发常温奶技术，一下子就把液态奶的保质期延长到了7个月。
伊利凭借着液态奶，成功脱胎换骨。
利乐公司很聪明，它将价值千万的设备，几乎免费送给了需要包装的乳品企业，还免费教大家使用。
而作为交换，企业必须选购利乐的包装材料。
利乐和常温奶，就这样一起走进了公众的视线，赚了个盆满钵满。
大家那时候见过最普遍的牛奶包装，就是利乐包。
潘刚的事业在伊利节节高升，而另一边却是出走的牛根生。
关于牛根生出走伊利，有人说他是去进修了，有人说是因为功高盖主被逼走的。
至于究竟是和平分手，还是愤然反目，恐怕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大家看到的是，离开伊利的牛根生，在1999年创建了蒙牛。
凭借着在伊利时树下的好口碑，牛根生有无数追随者。大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迅速帮蒙牛在内蒙开辟了一块立足之地。
国内各大乳企也纷纷跟进，中国乳业的新时代到了，真正方便喝的液态牛奶成功走进千家万户。
凭借着常温奶，2003年，伊利一举超过光明这个中国乳业的龙头老大。
但伊利也没有稳坐头把交椅，凭借着出色的营销手段，蒙牛后来居上，液态奶的市场份额在2003年也超过了伊利。
就因为这，在超市你没准能经常看见伊利和蒙牛的业务员吵架。
2001年，我国奶类总产量和牛奶产量双双突破1000万吨；2004年突破2000万吨；2006、2008先后突破了3000万吨。
到2008年时，我国奶类总产量3236.2万吨，已经是1949年的149倍了。
全国共有乳制品生产企业815家，工业总产值1490.71亿元，销售收入1431.02亿元。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了。
2
2008年9月，位于甘肃兰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又接收了一名八个月大患有肾结石的婴儿。这已经是三个月以来的第14名病例了。
这14名婴儿中，有90%以上都是患有尿酸胺结石。这种结石非常少见，大多是由营养不良造成的。
经过进一步检测，医院认为这是因为摄入的脂肪和蛋白含量比例失调，引起代谢异常，导致的肾结石甚至肾衰竭。
这些婴儿都有一个共同点，断掉母乳之后，用的是三鹿奶粉。
“三聚氰胺事件”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用了五天时间，国家质检总局在全国开展了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并公布了检出名单。
蒙牛、伊利两大乳企赫然在目，其它厂家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乳制品厂家。
为什么要添加三聚氰胺，一直有两种说法：
一是由于国标太高，农户们的奶达不到标准，所以就只能在奶里添加所谓的“蛋白粉”；
二是由于恶性抢奶，供不应求，自然有人突破道德底线。1斤奶兑吧兑吧，翻身不就变2斤了吗？
但其实，从工业的角度看，源头问题是当时中国乳业的工业化水平不够，导致从奶源上就容易出问题。
当时的中国企业规模化的牧场少，牛奶的来源多是从养奶牛的散户手里收的，牛奶企业在各地都有奶站。
以三鹿为例，以当时细节最完整的“高俊杰及其妻子肖玉案”来说，高俊杰夫妻自己开厂子，做“水解动物蛋白”的活儿，但产品质量不好，生意就很差。
偶然机会下，有人向他出售“蛋白粉”，告诉他合适比例添加到牛奶中后，无色无味，还能“提高蛋白质的含量”。
高俊杰自己一试，发现果然有效，可以通过蛋白含量检测。于是他开始用麦芽糊精和三聚氰胺，自己生产这种所谓的“蛋白粉”。
他将这些“蛋白粉”销售出去，几经转手，这些"蛋白粉流入到周边不同的奶站、奶场、奶厅。
而这些奶站奶场奶厅的人，则是把手中的“蛋白粉”想方设法掺入原奶，通过三鹿的检测，蒙混过关。
其他的案子多半也是如此。往奶中添加了三聚氰胺的，大多数都是奶源基地负责人。
三鹿集团日后的调查结果里，称是不法奶农为获取更高利润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
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在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使奶源达标，对奶站、奶农都有利。收购牛奶的企业也心知肚明，三鹿没有直接作案，但却纵容了这一切，说自己没责任就是胡扯。
同时，蒙牛的竞争，对低质奶的收购，其实也有一定的责任。
完达山总经理刘昊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采访时表示，“蒙牛的人多次找上门来，开口就开出高于市场20%的收购价格……不符合标准被我们拒收的奶，掺了水的奶，蒙牛都会收。”
恶性竞争奶源，导致了原奶市场的畸形，某种程度上助推了三聚氰胺事件。
“毒奶粉”让大家对中国乳业的信任一落千丈。
某些企业后续的骚操作更是雪上加霜。
2012年，西安的大三学生在网上发布《我在内蒙古的十天——蒙牛冰淇淋代加工点实习记录》，将在蒙牛的实习经历形容为噩梦。
反正用三个字总结一下，就是脏乱差。
事情在网上爆出后，蒙牛官方核查属实，道歉后并关闭了评论。
这件事进一步损害了大家的信任。
虽然当时中国的奶企业，还有不少是合格的，但从几次事件后以后，整个国内奶粉都遭受重挫。
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家长并不信任国内的奶粉，千方百计想要给自家孩子从国外代购，哪怕不少外国奶粉其实还不如国内的。
2008年，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时任蒙牛CFO的姚同山在面对香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说过一段话：“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大陆)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
2011年，这段视频被扒出，在网络上流传。
2019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蒙牛乳业CEO卢敏在参加访谈时，又说了类似的一段话：“我们总把最好的产品投放到中国香港、新加坡市场。”
但其实，中国乳业的“三同”工程已经实行三年了。
所谓“三同”的意思就是无论是出口产品还是国内自销商品，在工厂内必须要实行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一质量的要求。
国内国外，一视同仁。
那蒙牛CEO说这段话就有问题了，如果是真的，那就是违反“三同”工程的要求；如果是假的，那就更尴尬了，除非是翻译问题。
总之，在公开场合表态对消费者有区别对待，怎么看都是奇葩操作。
也正是在中国乳业信心暴跌的时间里，达能、雀巢等企业趁机迅速进入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进口量暴增，垄断了奶粉市场。
消费者对于国货的信心，就此跌倒了谷底。
这种信心的崩溃到了什么地步呢？有两个著名的案件足以说明问题。
2018年4月2日，北京作家刘成昆从家中被带走。
因为刘成昆在个人公众号上连载的小说《出乌兰记》，被指控是在映射伊利。
写个小说而已，又没指名道姓，怎么就被抓了呢？
案件刚公布的时候，公众的舆论一边倒，偏帮刘成昆，因为这些乳业在大家心中的形象很差，这个“跨省追捕”的操作也非常难以理解。
然而，刘成昆到案后承认，自己的目的就是编造黑料，吸引粉丝，好把公众号做大。
这样就有人给他投资广告，可以盈利了。
这剧情发展让大伙儿是大跌眼镜，最后，刘成昆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另一起跨省追捕的“被害人”郭玉珍，是山西的奶农。
她在网上实名发文《内蒙伊利公司如此欺压奶农谁来保护弱势奶农利益诉求》，举报伊利压榨奶农。
文章中，她指责伊利经常变着法儿苛扣奶站、养殖户的款，还经常罚款。
而伊利则认为文章内容不实，损害了伊利的信誉。于是，郭玉珍于2018年4月16日被刑事拘留。
这事情刚出来，大家也是本能地反对伊利仗势欺人。然而，根据调查，郭玉珍的丈夫胡善涌，在经营中违反伊利公司的合同，于是伊利决定停止和他的合作。
为了继续合作，胡善涌多次写下《保证书》《申请书》，并承诺交上罚款10万元。
但在恢复合作后，郭玉珍却多次向公司索要《保证书》，还说《保证书》是伊利公司胁迫写下的，要求伊利索赔。
于是，郭玉珍就找人写下了文章。
最后，郭玉珍承认了一切。她犯损害商业信誉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两起案件从过程和结果上来看，其实没什么漏洞。
但从网友们的反应已经可以看出，这种名誉的损失影响有多大。
正所谓知耻而后勇，某些企业需要好好反思反思，自己在老百姓这里损失掉的口碑怎么补回来。
3
三聚氰胺事件后，其实中国乳业整体是有不小的进步的，牛奶企业们纷纷把拥有自己的牧场这件事提上了日程。
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奶牛不好养。
黄金奶源带，在40º-50º之间。只有在这个纬度，奶牛产奶才会又快又好。
在国内，适宜养牛的气候只有东北、内蒙、新疆三个区域，以及西藏和青海的一部分。
不管是太热了，还是太冷了，奶牛都不好好产奶。
这几个黄金地带无论是牧场数量还是产奶量，都比其他地方多。
说实话，这几个地方加起来从地图上一看也挺大的。
但是，愿意养奶牛的人少。因为养奶牛不如养肉牛赚钱。
奶牛很金贵，不高兴了不产奶，并且产奶期长，还有泌乳期，不是时时刻刻都会产奶的。万一奶牛生病了，这个奶就只能倒掉。
算下来，牧民们养肉牛更省心省力，赚钱也快。
所以为了保证奶源的安全，中国牛奶企业们只能自己建立现代化牧场养奶牛，并且为了保持奶牛的健康愉快，天天好吃好喝、音乐按摩、空调电扇。
但规模化养殖以后就有新的问题，过去的奶牛，都是用牧草饲养的。草中的醛、烃、酮、酯类等物质，通过牛的消化系统后，会进入牛奶中。
所以牛奶在喝的时候，就会有特殊的香气。
这个原理有点像贵州的牛瘪火锅……（不放图了，好奇的同学自己搜索吧）。
现在国内的奶牛饲养，用的是“牛粮”。和什么猫粮、狗粮道理差不多。
这种粮可以大幅度提升牛奶的质量，比如蛋白啊、脂肪啊之类的含量。
但是草料带来的香气就少了很多。
以前的奶好喝，一个是因为草料经过牛胃发酵的香气，一个是因为没有经过“均质”打破乳脂肪颗粒，可以形成奶皮。
常温奶采用的是高温灭菌，所以香气就更没剩多少了。相对而言，巴氏奶的口味就比常温奶好。
这也就是为啥大家在推荐牛奶的时候，大多数都会推荐地方奶。
大伙儿的做法是没错的，比起蒙牛伊利这种广告做的好的，地方奶各项指标未见得差，口味还更胜一筹。
除了开设现代化牧场外，还可以把工厂开到国外去。买下国外的牛，买下国外的地，做好了的奶再运到国内来。
因为国外地广人稀，适合养牛的地方更多，一来一回，既可以保证奶源质量，又可以保证国内牛奶供应。
光明在新西兰建了厂，圣元和合生元把工厂建在了法国，
目前，圣元乳业是法国第一大配方奶粉生产基地，而大洋洲乳业是新西兰第二大乳品企业。
法国圣元工厂
奶源得到了保证，产业相关标准和监管力度也需要提高。
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家卫计委陆续颁布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74项，其中产品标准21项、生产规范标准5项、检验方法标准50项。
但其中有一个备受大家关注的问题——2010奶业新国标。
在新版的《生鲜牛乳收购标准》中，生乳细菌总数由每毫升低于50万个，变成了低于200万个。蛋白质含量由每百克不低于2.95克，变成了不低于2.8克。
许多人无法理解，怎么三聚氰胺事件过后，你不提高标准就算了，还能降低呢？
《财经》杂志曾经报道过关于这项标准从讨论到落实的过程，并且采访了新国标建立的参与者。
曾寿瀛参与过新国标的后期审稿，在他的记忆中，直至2009年8月底，送交农业部与卫生部的审稿中，蛋白质含量标准都是2.95％。
参加了全部三次讨论的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西南大学教授魏荣禄也说，在会上，50万个、2.95克达成了一致。
然而出台的标准，却成为了2.8克，200万个。
这个谜团一直在大家心里：专家们统一确认了的事怎么就变了？
虽然标准和最后的质量不完全挂钩，因为“生乳”和我们拿到手的牛奶，是有区别的。牛奶经过处理后，蛋白含量还可以达到饮用牛奶的标准。
但这个标准的无道理的降低，在我们消费者看来心里非常膈应。也没有乳业公司出来解释一下生乳和成品的区别，搞得双方误会越来越大。
2016年底，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了国标的重新修订工作。201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发布了讨论稿，征询社会意见。
至于具体怎样，目前还没有结果。
说不准又会像当初，重新兴起巨大的争议。
除了标准问题，相关的工艺设备也需要加强。
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乳制品生产工艺设备，基本都来自中国。
比如君乐宝有全球唯一一款定制INF009杀菌设备，这台设备在保持牛奶营养风味的前提下，可以将杀菌效率提高数十倍。
2016-2017年，圣元乳业的产品出口巴基斯坦、土耳其、柬埔寨等东南、西亚国家，并且迅速占领了当地市场。
在巴基斯坦，圣元旗下的纽滋力多娜系列和纽滋客系列，牢牢占据了前三中的两个位置。
飞鹤和君乐宝或许再过个两三年，也能杀入榜单。
在今天这个百花齐放的市场上，大家既不用因为资源不足，就放弃自己的选择，也不需要纵容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黑心商家。
如今，整个中国乳业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某些企业做大了之后傲慢成性的问题，面对质疑不知道摆数据详细回应，只知道给对方扣帽子堵嘴。
说实在的，中国乳业这些年的进步不小，但是某些企业声誉、口碑之所以长期无法修复，就是因为自己太顽固、太傲慢了，自己抹杀自己的进步。
回想1984年，中国第一条塑料袋装鲜奶生产线在杭州食品厂投入生产时，日产袋装量只有区区6000袋。
一切都恍若昨日。
1986年5月7日，全国第一条保险牛奶生产线
在汉沽农场正式投入生产
与之配套的无毒菌塑料薄膜包装生产线同时投产
中国乳业跌跌撞撞走了70年，70年，从无到有，中国乳业经历过挫折、磨难，也曾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也曾有自己的辉煌时刻。
到现在，中国生产的牛奶，不仅能满足国内14亿人的需求，还能走出国门。
随着中国人民群众消费的进一步升级，怎样喝到更多高品质的牛奶，又成了这个时代的新问题。
而这种品质上的“好”，绝不仅仅只是把工业化水平提上去就可以办到的。
在这一点上，中国乳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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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乳业协会：中国乳业70年发展历程
蒙牛、伊利、三元、光明等公司的财报
微博博主@奶粉揭秘 的部分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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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