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21日CSCO年会在厦门举行，聚集了中国各地的肿瘤学家。

会议开幕式上，李进教授重点讨论了中国抗肿瘤药物的研发问题，呼吁药物研发也要跟上世界进度，展现大国之风。

我们国家肿瘤发病谱不同于美国，如果一味照搬国外开发的药物，有些瘤种的病人可能不能获益最大，李进教授呼吁：“我们不能等待跨国药企来解决我国的多发肿瘤，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的药物创新，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同时，李进教授也指出，中国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存在以下困境：政策指导缺乏、临床实验质量把控不严、主要研究者的管理能力不足、药企研发水平不高、患者招募率低等困境。另外，与美国临床研究相比，我国的肿瘤临床研究数量相差甚远。

我国有着更为严峻的疾病形势，中国的NMPA（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理应比FDA更开放、用制度创新杀出一条血路，引领中国制药创新！

跟风不是创新，我国国产抗肿瘤药缺乏自主创新性，目前PD1/PDL1成为我国各家企业争相研产的产品，但是这无疑是不理想的，千军万马厮杀，更多的只是带来资源的浪费。

我们需要更多的原研能力，发现更改多的靶向和免疫治疗靶点，为中国的患者提供更适合的抗肿瘤药物。希望在国家政策改革的大力支持下，企业和研究者能主动发现和研发更多抗肿瘤药物！

随后几日的会议上，也有不少国产抗肿瘤药的亮相：

信达生物公布了IBI305联合紫杉醇/卡铂一线治疗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的3期研究（IBI305是一种贝伐珠单抗的生物类似药），对照是贝伐珠单抗联合紫杉醇/卡铂。

450例入组，IBI305组（n=224）和参照药贝伐珠单抗（RBv）组（n=226）。经中心影像评估的更新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47.1%和46.8%，ORR比值为1.01（90%CI：0.846，1.181）。截至2019年5月22日，结果显示IBI305和RBv组由研究者评估的中位PFS分别为7.3个月和7.5个月，无统计学差异（p=0.893）。

基石药业已向CSCO大会递交了3款肿瘤免疫治疗骨架产品

CS1001（PD-L1单抗，周彩存教授正在开展III期研究）、

CS1002（抗CTLA-4单抗）及CS1003（抗PD-1单抗）的3项临床研究的开展情况。

前不久，世界肺癌大会上亮眼的中国药安罗替尼，又入选多个CSCO摘要研究和口头报告。

（安罗替尼是一种新型小分子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能有效抑制VEGFR、PDGFR、FGFR、c-Kit等激酶，具有抗肿瘤血管生成和抑制肿瘤生长）

韩宝惠教授开展了多个安罗替尼联合治疗的探索性研究，分为三个队列：对于初治一线的驱动基因阳性NSCLC患者（30例），采用安罗替尼联合厄洛替尼方案；对于驱动基因阴性患者，部分采用安罗替尼联合标准化疗（30例），腺癌联合培美曲塞、卡铂方案，鳞癌联合吉西他滨、卡铂方案或者采用安罗替尼联合PD-1方案（22例）。三组的最终疗效都比较理想，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92.6%、60%和72.7%。

世界肺癌大会上，韩宝惠教授报道了22例信达PD1单抗信迪利单抗+安罗替尼一线治疗EGFR/ALK/ROS1阴性晚期NSCLC的1期研究。16例患者确认为部分缓解（PR），6例患者疾病稳定（SD），ORR高达72.7%，DCR为100%。根据患者的PD-L1表达水平和TMB状态进行亚组分析，在各亚组中均观察到疗效获益。

ALTER0303试验评估安罗替尼在晚期NSCLC三线及三线以上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与安慰剂相比，安罗替尼治疗组OS延长3.33个月，PFS延长3.97个月。王启鸣教授对这项研究亚组分析，入选2019年WCLC壁报展示。以往贝伐珠单抗或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治疗对安罗替尼的疗效没有影响。曾进行CRT的患者从安罗替尼治疗中PFS中获益更多。

ALTER-L016研究是安罗替尼联合多西他赛治疗含铂两药化疗失败的晚期NSCLC。初步结果表明安罗替尼联合多西他赛具有较好的疗效潜力和安全性：ORR为37.5%（PR：3/8、SD：5/8），DCR为100%。

ALTER1202安罗替尼对比安慰剂治疗三线及以上SCLC的Ⅱ期临床研究。安罗替尼组PFS延长了3.4个月。既往放化疗亚组安罗替尼相比安慰剂显著延长中位PFS达4.8个月。亚组分析的结果与总体人群的研究结果一致，生存获益甚至优于总体人群，且耐受性良好。在疗效和安全性上进一步支持安罗替尼作为SCLC三线及后线治疗选择。

程颖教授：“SCLC后线治疗一直无药可用，同时看到安罗替尼三线及以上治疗NSCLC取得了阳性结果，而且安罗替尼与其他抗血管生成小分子TKI相比安全性好、靶点更为广泛，所以我们决定尝试以三线及以上治疗患者为切入点、探索安罗替尼在SCLC中的疗效，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成功改写了中国SCLC指南，对于中国SCLC治疗具有里程碑意义。我国原研抗肿瘤新药也逐渐实现了从仿制到创新的转折。”

阿帕替尼：我国原研、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药。

在CSCO阿帕替尼治疗专场会上，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赵洪云教授分享了她对抗血管药的见解。

在肺癌领域，EGFR是研究最为深入的治疗靶点。目前，临床已有多个EGFR-TKIs可供选择，但不可忽略的是，一、二代TKI一线治疗的疗效已达瓶颈，亟待突破。机制研究表明，EGFR突变肿瘤高度“依赖VEGF”，并对抗血管生成敏感。基于此，研究者提出了“抗血管生成治疗联合TKI（A+T）”，被认为是EGFR突变NSCLC患者一线治疗的新模式，JO25567、NEJ026、RELAY等研究均显示，A+T策略可显著延长EGFR突变NSCLC患者的PFS。

对于EGFR突变患者一线治疗及后续治疗的布局，赵洪云教授认为：奥希替尼一线治疗耐药发生率较高且复杂，后线治疗选择有限。RELAY研究提示，一线采用抗血管生成治疗联合厄洛替尼，并不会改变患者耐药时T790M的突变率（43%对47%）。目前一线治疗应用“A+T”，二线根据患者的T790M状态选择治疗方案，可能使患者获益最大化。

在SCLC，阿帕替尼也为广泛期的患者二线治疗提供了新选择。华东教授开展的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显示，阿帕替尼单药治疗广泛期SCLC，ORR达19.35%、DCR达83.87%、PFS达6.18个月，中位OS尚未达到。

会议上，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吴一龙教授进行了“中国人群肺癌精准治疗路径”的主题演讲，内容极具指导性与启发性。

在会后访谈中，吴一龙教授关于EGFR通路进行分享，吴一龙教授指出2019年WCLC和ESMO年会上已经或即将公布的几项研究尤为值得关注。

首先，FLAURA研究将在2019年ESMO年会上公布奥希替尼一线治疗EGFR突变阳性NSCLC患者的OS结果，这也是国内外肺癌领域的专家们期待已久的重磅研究进展。根据先前阿斯利康官网透露的信息，我们已经知晓FLAURA研究中奥希替尼治疗的患者OS显著优于EGFR-TKI标准治疗组，取得了阳性结果。至于奥希替尼组OS的具体数据，值得国内外学者的耐心等待。

其次，中国在肺癌领域的本土研究也在迅速发展之中，2019年WCLC上公布了中国第二个第三代EGFR-TKI药物疗效与安全性的临床研究，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陆舜教授在大会上对该项研究进展进行报告。但需注意的是，这项研究仍然是探索该三代EGFR-TKI二线治疗EGFR T790M耐药突变晚期NSCLC，而不是一线治疗的临床研究。

第三，我们在克服c-MET扩增导致的EGFR-TKI耐药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奥希替尼一线耐药没有获得性EGFR T790M突变，c-MET扩增是最常见的耐药机制，数据显示，c-MET扩增占奥希替尼一线耐药突变的15%。相关学者对c-MET通路进行了探索，以寻找克服耐药的方法。在2019年WCLC年会上公布了这一方面的最新进展，c-MET抑制剂Tepotinib联合吉非替尼治疗没有T790M突变但有c-MET扩增的患者，18个月的OS率结果令人鼓舞。对该类c-MET扩增的耐药患者，使用双药联合后的OS超过30个月，吴一龙教授在采访中对这一进展进行了充分肯定。

对于奥希替尼获批一线治疗，吴一龙教授指出：目前，FLAURA研究中奥希替尼用于一线治疗的OS结果已经取得阳性，较EGFR-TKI标准治疗组带来显著意义的延长。这将对肺癌诊疗临床实践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预示着，对于EGFR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一线治疗可以选择奥希替尼。

一些临床医生存在顾虑，一线使用奥希替尼出现耐药的应对。对此，吴一龙教授指出，他们现在正在研究关于奥希替尼一线治疗耐药之后的应对策略，包括备受关注的双特异性抗体治疗方案。此外，第四代EGFR-TKI也正在开发之中，相信随着科研实践的快速发展，会有更多新药或新方案的不断涌现。总之，奥希替尼在FLAURA研究中的表现给肺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EGFR突变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从此多了一个非常可靠的选择。